论五四新文学与出版业的互动效应

五四期间，新文学与出版业之间建构起了密切的互动关系，产生了良好的互动效应。一方面，出版业凭借其拥有的物质力量和多样的传播手段，促进了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与多元发展，成为新文学创造实践以及新文学家思想与文学自由表达的场所；另一方面，新文学观念的扩散以及新型作者群与读者群的培养和递增，也为出版业开拓了文学市场并给予其丰厚的利润回报。在出版业的积极参与和影响下，五四新文学从外在存在形态到内在审美特质均呈现出新的文化风貌，并体现为具有现代性质的文化创造。鉴于事物的复杂性，出版业的商业属性和观念滞后对五四新文学的创造和发展也产生了消极的作用。     

五四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类型及其价值趋向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人物形象,鲜明地体现出孤独、彷徨、虚无的情绪特征,使小说带上了强烈的抒情、感伤的色彩.在小说的人物系列划分上具有类型化的倾向,同时,每一类人物又显示出各自的价值趋向.五四知识分子小说及其人物形象普遍呈现出"时代精神"与"时代情感"的矛盾冲突.     

由一元到多元:从五四纪念对鲁迅的评价看鲁迅精神——以《人民日报》为中心

鲁迅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珍贵的精神资源。改革开放前后,鲁迅精神具有不同的内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鲁迅精神是一元的革命斗争精神;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鲁迅精神是由斗争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为民情怀等多种元素构成的一个整体。鲁迅精神由一元到多元的发展,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心任务改变、话语体系转变、改革开放后各种错误思潮的泛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文明交流互鉴的需要等多种因素促成的。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精神的阐释整合了鲁迅身上批判和建构、公共性和参与性的多种特质。新时代,应该从文明交流互鉴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角度,深入挖掘和弘扬鲁迅精神的当代价值。     

如何重新理解“五四”

在历史文化交汇语境中理解“五四”和“五四”人物,使得对“五四”的理解有了历史的同情。“五四”是中外文化第二次交汇中的一次高峰,中国要面对文化水平远超过自己的西方文化,产生了民族焦虑,这种焦虑感直接催生了“五四”策略性的激进主义武的文化调整。“五四”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调整：在精神层面上,“五四”提倡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引发了文学革命和整理国故两大文化事件;在社会后果上,“五四”带来了政治和经济组织的重新定向;在制度上,打破了三纲五常,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妇女解放。     

试论“五四”女性新诗的书写特征

中国第一代女性新诗的作者诞生于"五四"启蒙时期,此时的女性自我一般都深受传统文化熏染,同时也接受新思想文化影响,开始与男性共同成为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同时,初涉于世的稚嫩、现实的复杂、以及对于白话语言的生疏,对其诗歌创作水平产生了较大限制,使这一时期的女性诗歌书写显示出较明显的过渡性特征。     

历史边缘的爱恋——晚清女弹词作家与五四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同性情谊比较

同性恋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现象,但作为与主流文化相悖离的一种价值取向,同性题材长期被排斥于正统文学之外,难以登上文学大雅之堂,而女性同性之恋更因其闺阁的私密性与其文本的边缘性,异质性,鲜被提及。直到明清时期女弹词作家们才纷纷书写女性同性情谊并蔚然成观。本文即以女弹词中的《凤双飞》与五四女作家凌叔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写的异同以及分析这种书写背后的原因,以此来窥探长期被埋藏在历史地表之下的女性的情感空间和历史境遇。     

“五四”及20年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与符号表征

"五四"及20年代的现代文学作品,皆以象征或隐喻的方式言说和描写国家与地方乡土形象。作为启蒙主义的代表作,鲁迅的小说以故乡为中心能指符号,具象而隐喻地通过一系列空间物象展示中国形象的否定意义。浪漫主义的创造社诗人郭沫若则通过动物性形象与女性形象隐喻中国形象,这种隐喻的背后和深层是对设计和再造"新中国"的自信。闻一多则亦以社会性与自然性物象、积极和消极的两级对立情感对中国形象予以描绘,内里自有诗人思想的积淀。而受社会进化论与救亡思潮影响的郁达夫与老舍等小说家,也在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交织中,对真实与想象的中国形象予以价值表征。这些国家形象言说和描写的多元性,既反映了"五四"文学思潮和流派的多元性,也反映了对救国救亡、再造中国的不同的思想路径和方向选择,具有文学与思想的双重价值。     

学术史视野下的文化激进主义——以五四文化激进主义为例

五四文化激进主义者,一方面以推翻儒学的统治为旨归,致力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他们又对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利用西学来裁剪中学,达到了中西融合的效果。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对推进中国学术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论五四时期“个人”的发现及倡导策略

五四时期是“个人”被发现的时代,然而“人”的发现经历了从奴隶到国民到人的曲折过程。在个人主义的发现及倡导过程中,为了调和西方的人学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间的矛盾,梁启超、周作人和胡适等人在倡导策略上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关于恋爱问题的探讨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对恋爱的本质、恋爱在婚姻中的地位、怎样实现恋爱自由、恋爱与贞操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相关讨论,同时针对当时某些偏激的恋爱观点和做法,进行了正面引导。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关于恋爱问题的探讨对于当时的人们正确认识恋爱问题、鼓励青年反抗封建婚姻、追求自由恋爱,冲击旧的封建婚恋观,建立现代婚恋观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