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晚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教育制度的重大变革,这意义是怎样估计都不过分的。废除科举制度,使士子诵习的“四书五经及其笺注之文字”失却了其既有的效力,促使他们的文化立场逐步移位于国家民族的基点之上。废除科举制度对五四文学发生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为五四文学发生的创建主体提供了巨大的公共空间。其二,促成了晚清历史上第一次留学生热潮的形成,为留学生获得世界化视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留学归国的学生成为五四文学发生最为重要的驱动力量。其三,促成了五四文学创建主体对作为启蒙救亡工具的新式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介的认同。总之,科举的废除作为中国教育的一个分水岭,标示着人的知识结构转型的时代已经到来。随着清末民初两代人知识结构的转型,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文化认同都随之发生相应的转型。这便形成了五四文学发生之际的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并没有从主导晚清文学的文学家中产生,而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新青年”。     

论北一辉与吉野作造对五四运动的不同态度——兼析北一辉中国观的转变

五四运动在思想层面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冲击,莫过于儒教的权威和传统的伦理观念受到致命的打击,而西方思想则大受推崇。在旧有的传统价值观念被唾弃,新的价值观念被期待由西方引进之际,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先驱北一辉和日本大正民主运动的理论先驱吉野作造均在此时发表了对五四运动的不同看法。通过对这两种不同认知问的对比,可以对北一辉中国观的转变过程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     

五四运动前的学生救国会:从“爱国”到“救国”

1918年的"五·二一"大请愿是五四运动的前奏和预演,也是中国学生的第一次游行请愿运动。这次请愿中成立的学生爱国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发起者、组织者和推动者。学生爱国会后因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青年学生国家观的转变和关怀政治的现实诉求而改名为学生救国会,并在五四运动的前夕通过开办国民杂志社、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召集北大"五三晚会"等一系列现实活动,为五四示威游行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充分准备。     

从“单维度”到“双维度”：五四纪念文本对李大钊的形象建构——以《人民日报》为中心

改革开放前，五四纪念文本对李大钊的形象建构，集中在政治维度单方面：李大钊是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英勇的突击兵"。改革开放后，五四纪念文本对李大钊的形象建构，集中在政治维度和文化维度两方面：李大钊既是传播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又是"20世纪初我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位杰出人物"。这一转变，一方面说明，改革开放后对李大钊的评价更加全面和客观；另一方面说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虽然基于其个人的历史活动和贡献，但同时也受到时代主题、话语体系变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认识这一转变并分析其原因，既可缅怀李大钊在五四时期的历史功绩，亦可见证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共产党关于五四话语的变迁。     

西方观念的转移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体的形成

近代中国的留学生本是学习西方的思想阵营.但"一战"却使西方发生分裂,而十月革命又使得原来是整体意义的西方,变成了思想对立的两个西方——资本主义西方(传统的西方)与社会主义西方(新式的西方,即"新俄").两个西方的出现,使得留学生对西方这个学习对象发生了观念上的转移,一部分留学生继续学习传统的西方,而另一部分留学生则学习...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的辩论

五四运动后,如何改造中国社会是当时知识分子十分关切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一场社会主义论战。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会,其成员参与了这场论战,并且发起了一场"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的辩论会。通过辩驳和争论,他们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断定开发实业必须依靠社会主义,坚信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强调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在论战中所呈现的观点为日后中国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