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中医者形象之再讨论——试从元杂剧中医者形象看传统汉医学在元代的发展

元杂剧中的医者形象共有十三位,其中近三分之二的是受到剧作家批判的庸医、恶医。他们如同三棱镜,真实地折射出元代社会汉医学受到一定束缚的发展状况。特殊的民族政策、儒家文化独尊地位和统治力量的削弱、少数民族医学的长足发展以及汉医学内部产生的分歧都是造成汉医学在元代发展受阻的重要因素。     

论胡瑗学致诸善与博学慎思之教益

胡瑗认为学不厌方能致诸善之修,并把学习看做是人修养致善的基础和途径,所以他特别强调学而不厌,刻苦努力。同时胡瑗主张切问近思,他认为慎思之才能达深微之义,所以学习要与思考结合起来。此外,胡瑗还特别强调教师学习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博学之才能掌教化之职,所以他要求教师博闻强识,学习一切善言善事,努力成为一个博学家。     

从“元曲四大家”的演变看戏曲批评的发展

古代不同时期的戏曲批评家对＂元曲四大家＂及地位存在不同的见解,这其实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戏曲批评观。从这不同的戏曲批评观中,我们可以梳理出古代戏曲批评观的变化情况,总的来说,经历了重音韵的顺畅,到重音律标准和曲词的情感本色,到最后注重剧本创作这样一个过程。     

元代文人地位变迁与元杂剧中女性意识的突显

元代以前的文人,能够随时获取功名从而一举成名,因此受到人们的羡慕和尊重。至元代,因种种原因,文人地位一落千丈。传统文化的解体而引起的心理错位和信仰破灭,更让文人墨客们无所适从。在这种情况下,元代文人用嘲弄风月、纵情花酒来麻醉自己的精神与心灵。但身份的变化,使得他们有了全新的角度和眼光来审视这些与他们交往的女性;地位的变迁,使得他们用全新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与他们交往的女性。最终这些女性在他们的作品中成为一个个活生生的独立的人,并且有了女性意识,从而闪现出前所未有的女性光辉。     

论宋初“三先生”对理学的开启作用

胡瑗、孙复和石介,学界史称宋初＂三先生＂,他们是北宋初期的著名思想家。＂三先生＂以儒家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为捍卫儒家道统,对宋初泛滥的佛、道思想进行了批判,提倡儒学的真精神,展示了复兴儒学的决心和勇气,从而开启了以后影响中国封建社会长达700年之久的＂程朱＂理学。     

慧眼独具识幽隐——评赵逵夫先生《屈原与他的时代》

针对日本汉学界近年来出现的“屈原否定论”,著名学者赵逵夫先生在他的学术专著《屈原与他的时代》中勘正谬说。对屈原与楚辞研究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了考证和阐释。赵先生在屈原研究中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从微观到宏观。步步推进,进行全方位的立体论证,见解独到。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赞誉。     

论电影《白鹿原》改编的得与失

剧作家将被称为＂史诗＂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加以改编,但在改编过程中,改编者对小说进行了一些删减、增加和创造。虽然删减了一些内容使电影无法完整地体现出小说的深刻内涵,但改编者运用的独特艺术手法和创造力,则让影片更具观赏性和娱乐性,增添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因此,《白鹿原》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其得失可谓＂瑕瑜互见＂。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留学教育

清末时期,袁世凯手握军政大权,主张派遣军事留学生学习国外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民国初期,袁世凯逐渐形成自身独特的留学教育理念,其主政的北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留学教育的法律规章,规范了留学生的选拔、管理、经费等问题,促进了留学教育的发展。     

蔡元培德育思想及对当代高校德育的启示

蔡元培先生是我国近代道德教育的积极提倡者和主要实践者,在近代学校教育中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各级学校开展“道德”教育,尤其是先生提倡的德育主张促进了我国近代道德教育的开创与发展.应该说,德育思想在蔡元培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拟进一步发掘蔡元培先生“德育实为人格之本”道德教育思想的重要理论、具体实践和现实意义,以便发挥其对当前高校德育的积极作用.     

析莫砺锋、阮忠诗歌研究之差异——以《江西诗派研究》《唐宋诗风流别史》的比较为例

明代何景明曾在《杂言十首》中谓:"经亡而骚作,骚亡而赋作,赋亡而诗作。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他的这种"文体代变"的文学观念虽有"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萌芽,却有些过于绝对,言于轻率。对当代学者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和阮忠《唐宋诗风流别史》这两部著作的比较研究,我们能够发现两位学者在诗歌研究上的差异,也能够更加准确地发现宋代诗歌的独特地位和魅力,对宋代诗歌作出更加公允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