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散曲情爱作品中的进步观念

元散曲中的情爱作品将爱情从礼教的束缚和人欲的潜层中释放出来，并把它看作是人性自然而然的要求和美满婚姻的基础，将妇女看作是渴望爱情而且值得拥有爱情的一群。本将元散曲中的情爱作品放在中国封建传统化与俗化剧烈冲撞的大环境中，并结合社会历史化以及元代人心态来探究元散曲情爱作品在恋爱、婚姻、妇女待遇等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进步观念。     

韩少功的寻根小说与巫诗传统

屈原在湘楚文化的土壤上以其充满传奇色彩的文学世界,开创了巫术与文学相结合且以浪漫主义为核心的巫诗传统;这一传统在韩少功的寻根小说中得到发展。韩少功的寻根小说通过魔幻世界的构造,歌舞氛围的渲染和巫楚文化的显现三方面横向拓展了巫诗传统的内涵,又在纵向上延续了屈原、沈从文的文学传统,再现了这一传统的发展轨迹,使得这一传统在中国文学长河中得以复苏和发展。     

元代戏剧中女性形象之论析

元代戏剧中塑造了为数众多的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女性人物形象,她们继承了之前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所具有的众多关德,同时又具有其时代特点,诸如节义女性的大量出现,更多的下层妇女开始登上舞台,人物塑造的类型化,以及女性世界折射出的社会文化内涵,使之成为元代戏剧中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群体。     

一波三折 余势未了——浅析《窦娥冤》第四折

元代关汉卿创作的《窦娥冤》取得了巨大的文学艺术成就。但也有人认为该剧第四折鬼魂情节的安排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批判性。然而笔者认为,《窦娥冤》的批判意义其实正体现在窦娥的鬼魂形象的设计上,因此,仅以鬼魂的出现就压低关汉卿作品的成就是不公平的。     

西藏归属元朝统治的史料举证

根据藏、汉和元朝等有关史料,分别从西藏对元朝的归附始末,元朝政府专门设置管理西藏事务的机构,元朝在西藏的括户、设王驿站和驻军等多个方面,列举了相关文献证据,有力地证明了西藏在元朝统治时期就成为其中的一个行政省,并从此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西藏归属元朝统治的史料举证,可以使世人更好地了解西藏在元朝有关历史真相,对某些西藏独立或半独立论提供强有力的反驳佐证.     

黑城文书所见元代两份整点站赤文书考释

元朝政府为了“通达边情,布宣政令”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周密的站赤制度。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站户开始消乏或逃亡,迫使站赤制度逐渐趋于废弛,元朝政府陆续采取了很多“拯治站赤”的措施。史料对亦集乃路站赤整治的记载很少,在黑水城发掘的《至正二十四年整点站赤文卷》残存16件公文,内容都是关于亦集乃路的站赤整点的情况,非常珍贵。通过对F116：W578和F116：W570两件文书的释读,可知官员在落卜剋站整点时采取清点核实马匹驼只和铺陈什物数目,以及登记站户姓名等措施,并考证了落卜赳站住置、正马、官给驼马、轮流走递等问题。     

屈柳骚怨精神评议

屈原和柳宗元的诗文作品,蕴含着共同的精神品格和抒情模式——“骚怨精神”。它是一种执著精神,也是诗人为实现自我、完善自我人格甘愿承受现实不平所带来的一切痛苦折磨而自强自立的进取精神。在抒情模式上作品哀怨幽深,低回曲折,形成了哀怨、凄婉、缠绵的风格。它的形成因素,既有创作主体的因素,也有客观局势的造就,文化因子的传承、交融、吸纳碰撞,以及地域色彩、地理环境均对其产生深刻的影响。     

“延祐科举”与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

元仁宗皇庆、延祐年间的恢复科举,对四书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士子考试最主要的依据,这使得四书学的发展与国家权力制度实现了有效链接,四书学的官学地位最终实现了制度化。这一过程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元素,这就是蒙古统治者追求“政权的合法性”与汉族儒士追求“文化的优越性”的需求,两者在科举考试中均得到了满足。     

元杂剧与讲唱文艺演述方式的相似性

戏剧与讲唱伎艺在北宋京都的瓦舍勾栏一同繁盛,促使戏剧叙事功能的强化和戏剧故事的世俗化,并直接导致了元杂剧的形成。因此元杂剧与讲唱文艺在演述方式上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故事整体结构上词话韵语的大量间插、单折中第三人称讲唱形式的直接运用、故事背景交待及人物内心情感抒发中讲唱人声口等几个方面。     

魏源的边疆民族关系思想浅析

魏源十分重视对边疆民族关系问题的经验总结，表现出鲜明的“多民族凝聚”倾向。他希望以君主、朝廷为中心，把各个兄弟民族凝聚在朝廷周围。魏源认为民族间矛盾的激发既有民族分裂分子野心膨胀的一面，也有清朝官吏腐败的一面，同时还夹杂着宗教因素的影响。因此，增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凝聚力不仅要对内修明政治、以张国势，对各族要恩威并用，贵在服心，还要审慎处理宗教问题等等，这些经验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