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札记

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于经书博采众本,但经过校勘发现,其校勘所用《史记》并非善本,所举异文的准确性不高。阮校据误本《史记》,纠正经书,因此多有讹误。比如阮校出经、传作某,云《史记》此处有异文,但今检日本所藏古本《史记》恰与经、传相合,再加上他校资料,足以证明阮校所引《史记》有误。又如阮校所出经、传作某,云《史记》同,但日本所藏古本《史记》及他校资料此处却存在异文。故参稽《史记》众本及其他古籍,以作订补。     

论元代余阙《合肥修城记》的地方历史文献价值

合肥人余阙是元朝第一忠臣,为记元末合肥修建城墙撰写了《合肥修城记》。该文详细记录了元末合肥城墙的修建情况,描绘了宋元时期合肥良好的民风民俗,颂扬元末合肥地方官员懿德,道出他本人是合肥人及元代城墙修建政策的改变,是一篇颇有价值的合肥地方历史文献。通过分析该文所含有的有关合肥的信息来揭示元末合肥社会实态,并用其他史料加以佐证,全面论述了该文作为合肥历史文献的价值。     

“脸”与“面”的词义演变研究

近年来,关于人体词的研究,已经成为语言学领域的热点,"脸"与"面"是人体词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高频词汇。按照"隋唐以前""、隋唐五代"和"宋元明清"三个时期进行梳理,发现"脸"与"面"这组人体词语的词义随着历史的演进发生了系列演变。找寻"脸"与"面"两者的替代规律以及发展脉络,探究两者的演变过程,将有助于汉语史人体词汇发展的研究。     

清末粤东地区书院到学堂的蜕变研究——以惠潮嘉师范学堂为例

在全国教育改制的大背景下,清末粤东旧式的韩山书院虽然几经周折,但最终从名实上完成了从书院到学堂的蜕变。今赖保存相对较为完整的清末《岭东日报》等报章与档案,得以揭示其清晰的演变脉络。惠潮嘉巡道褚成博于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将道属的韩山书院改办为新式师范学堂,初名为"韩山师范学堂"或"潮州师范学堂",最终官方才定名为"广东省惠潮嘉官立初级师范学堂"。     

翁森对元代台州文化的贡献考论——从近年出土的墓志切入

宋末元初的隐士翁森对元代初期台州文化的振兴有着巨大的贡献。考察出土文献及地方志,不难发现,他创办的安洲书院,虽然地处深山,但影响广泛,曾吸引了不少台州学者慕名来学。他志趣高雅、学识渊博、教育有方,曾影响了一代学人。他实际上是振兴台州文教的重要的领袖人物之一。     

何多源致袁同礼书信的史料价值

抗战胜利后,追缴中国被日军劫掠的图书成为当时的一件大事。为了索回国立中央图书馆等在香港寄存而被掠走的图书,中国的图书馆界及其他各界爱国人士积极奔走,通过各种渠道搜集线索、证据,何多源在1946年5月14日致袁同礼的信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就的。透过该信札的内容,我们得以将日军掠夺我国图书的卑劣行径揭露出来,同时也为中国索还行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元曲中的"三五七现象"述论

元曲家在人生理想的追求上，对屈原（楚原闾）的人生理想表示比前人更大胆的怀疑，而对陶渊明（五柳庄），严子陵（七里滩）等隐士的人生理想表示比前人更热烈的向往。这种“三五七现象”反映了元代文人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和对改变现状的无能为力，以及传统价值观念所受到的巨大冲击。元英家并无意对屈原的人格进行贬抑，而是用愤激的反语，更加强烈地为屈原抱不平。透过元曲中的“三五七现象”，我们不难窥测到元曲家貌似宁静的心态背后的不宁静。     

论元散曲情爱作品中的进步观念

元散曲中的情爱作品将爱情从礼教的束缚和人欲的潜层中释放出来，并把它看作是人性自然而然的要求和美满婚姻的基础，将妇女看作是渴望爱情而且值得拥有爱情的一群。本将元散曲中的情爱作品放在中国封建传统化与俗化剧烈冲撞的大环境中，并结合社会历史化以及元代人心态来探究元散曲情爱作品在恋爱、婚姻、妇女待遇等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进步观念。     

韩少功的寻根小说与巫诗传统

屈原在湘楚文化的土壤上以其充满传奇色彩的文学世界,开创了巫术与文学相结合且以浪漫主义为核心的巫诗传统;这一传统在韩少功的寻根小说中得到发展。韩少功的寻根小说通过魔幻世界的构造,歌舞氛围的渲染和巫楚文化的显现三方面横向拓展了巫诗传统的内涵,又在纵向上延续了屈原、沈从文的文学传统,再现了这一传统的发展轨迹,使得这一传统在中国文学长河中得以复苏和发展。     

元代戏剧中女性形象之论析

元代戏剧中塑造了为数众多的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女性人物形象,她们继承了之前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所具有的众多关德,同时又具有其时代特点,诸如节义女性的大量出现,更多的下层妇女开始登上舞台,人物塑造的类型化,以及女性世界折射出的社会文化内涵,使之成为元代戏剧中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