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修律始末及其评价——从法律移植的视角观察

清末修律是在外力因素的推动下,以收回领事裁判权和救亡图存为主要目的一个大规模的法律移植过程,标志着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解体。在沈家本的带领下,修订法律馆制定了大量的近代新式法律,但是遭到了礼教派的猛烈攻击,双方的争论焦点是如初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等问题,是为"礼法之争"。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生长于一定的文化、经济土壤,它应当是社会中一种比较保守的力量,而不是一种变革的力量。贸然的法律移植因为缺乏风俗习惯的支持而难以实施,从这个角度看,清末修律的失败是必然。我国目前的法制建设应该吸取这一历史教训,立足本国实际,解决现实问题,在实践成熟的基础上循序渐进。     

论沈从文的暴力描写与生命叙事

一直以来,学界大都关注沈从文的“从文”的一面,而忽略其“尚武”暴力的一面.事实上,军人家世、苗乡风俗、军旅生涯等导致了沈从文笔下暴力—生命力的奇特形态与独异观念.从整体而言,沈从文并不是简单的叙述某种暴力行为,而是将其纳入到“生命”的理性思考,并从中挖掘出生命的强悍、雄武、健康与高尚,展现湘西精壮汉子的“血性”“烈性”与“野性”,并将暴力使生命力更加强悍,生命力因暴力而有价值的生命奇观表现得淋漓尽致.面对人种的双重弱化,沈从文不得不进行暴力—生命力的双重“留种”,渴望以“雄强的人生观”建设国家.故此,沈从文小说的“暴力—生命叙事”同样没有摆脱民族振兴的话语环境,与“尚武尚力”兴国的民族理想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传播贡献梳理

具有苗族血统的沈从文,在其青少年成长和人格趋于成熟阶段,明显受到湘西苗族生活环境和苗族文化传统的多方影响.当后来的沈从文主动以文学方式反映他的故乡题材、以较理性的思维认知和评介本土文化时,湘西苗族文化作为他关照和反映的一个对象就显得十分自然.于是,沈从文通过自己的文章知识评介和文学作品建构,形成了对湘西苗族文化为主打的一种传播行为,尽管这种传播及其贡献在目的性、体系性、丰富性等方面同沈从文的整个文学世界创造与物质文化史研究成果相比较,显得不是特别突出,但对它作出必要的梳理和评价,就沈从文的研究视角而言,仍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探讨.另外,对民族文化的一大传承前提就是传播,所以,沈从文对苗族文化的传播亦即是对苗族文化传承上的一种贡献,对于这种贡献人们不应忽视.     

论王千秋《审斋词》

宋人王千秋《审斋词》的主旋律是心中事、客中情,并由此折射出忧念家国社稷的普遍性社会心态,有些词作亦颇具词史价值。词风朴实雅洁,笔力健拔,使调择腔自具特色,是不应长期被冷落的一部词集。     

岑参蜀中诗歌“主景”特点探析

唐代诗人岑参晚年在蜀中生活四年,其诗歌创作延续了他一贯的“主景”特点,但却又表现出与其边塞诗不一样的风格特征。他的蜀中写景诗清幽奇险、感情深沉,显示出作者晚年的落寞处境和复杂心态。     

杨慎卒年卒地新证

杨慎的卒年卒地,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展讨论以来,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明文海》中杨慎墓志铭等资料的发现,有力地证实了杨慎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七月六日卒于昆明高寓所,终于使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获得了解决。     

《论衡》语气副词三则

《论衡》中"审"、"竟"、"正"三个语气副词用法多样,它们至少都能用于两种以上的句式中,表达各种不同的语气。本文对它们在《论衡》(也有一些例句见于其他文献)中的用法进行详细的描写和分析,并试析它们用法多样性的原因。     

《全蜀艺文志》编者考论

《文渊阁四库全书》对《全蜀艺文志》编者的记载是矛盾的,一为杨慎,一为周复俊。笔者从二人的《全蜀艺文志序》、二人与嘉靖《四川总志》的关系、《全蜀艺文志》的版本和后人对该书的著录情况等方面,对《全蜀艺文志》编者进行考论,认为杨慎是《全蜀艺文志》初编者,周复俊是重编者,《全蜀艺文志》刊本的编者题杨慎,题周复俊编的只有钞本。题周复俊为编者是从《四库全书》开始的。并辨析了《善本书室藏书志》等目录书对《全蜀艺文志》编者的著录。     

本土与外省的对峙——论沈从文创作文化身份的冲突

沈从文特殊的人生阅历,使得其文学作品带有独特的异域风情。作品中充满了本土与外省的矛盾与对立。虽然这位孤独的知识分子行走于当时主流文学创作之外,但是他坚守着灵魂的归属地。从沈从文的身份以及外省与本土对立冲突的角度,再次解析沈从文及其作品。     

邵雍思想的存在论视域

邵雍思想里的“太极”、“心”、“道”等范畴并不具有传统解释中把这些范畴视为终极的实体性存在的一面,而更具有现代西方哲学的存在论语境下的那种纯存在态势,即一种终极的领悟境域。作为生物之本的太极并不是实体化的终极存在者,而是“一动一静之间”的两极相互倚存的纯存在态势。人心能领悟这种终极的境域性存在,则是“天地之心”的呈现;进而,邵雍还从“道”“神”的维度伸展其存在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