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辽的隐逸心态与池州地域文化之关系

归隐于池州之后,沈辽先前贬谪于永州的悲剧心态才得到了明显的改变,这与池州与永州地域文化的差异关系甚大。可以说沈辽心态由沉郁转向旷达,池州特有的地域文化起到了甚为关键的角色。他以选择隐逸池州为乐,而池州的九华山、秋浦、齐山．以及池州的地域文化带给了他潇洒自得的心态。他又仿效李白、杜牧等人,开凿了池州的左、右二山,不仅为池州的地域文化涂上了浓厚的一笔．而且使它们成为了历史长河中不可抹去的痕迹。     

《说文通训定声》指事字辨正

汉字中的指事字数量较少。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列出了125个指事字,并将这些指事字分为纯指事字、象形兼指事字、会意兼指事字、形声兼指事字四类。但其目录所列的一部分指事字与正文所释有相悖之处,我们将把这些指事字分别罗列,加以整理,并对其进行辨正。     

黄琮生年考

《滇诗嗣音集》作者黄琮卒于清穆宗同治二年（1863年）,《清史稿》有确载。但其生年学者多云不详或予以规避。今结合方树梅提供的线索,据曾国藩《黄矩卿师之父母寿序》,知黄琮的生年应为清仁宗嘉庆三年（1798年）。     

曹魏政权在合肥的攻防战略

合肥在两汉的商业中心地位得益于寿春的辐射。曹魏政权在合肥的攻防战略具有阶段性调整。曹操时期合肥作为曹魏政权江淮战略中心城市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强化,合肥处于抵御孙权进攻的战略中心地位。魏文帝时期,随着曹魏政权国力的提升对东吴采取攻势,此时合肥复失去江淮战略中心的地位,寿春复取代合肥成为曹魏经营江淮的战略中心。魏明帝时期为了抵御孙权实力对江淮的攻势,合肥复作为战略前沿城市得到曹魏政权的重视,满宠对合肥新城的规划和建设,使合肥新城处于曹魏政权的战略防御的前沿。而曹芳时期,诸葛恪在合肥新城的惨败再次证明合肥新城战略前沿地位的重要性。     

抗战时期老舍笔下的襄阳

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老舍为了扩大抗战时期的文艺宣传,毅然投身到全国文艺界的抗日大军中,他此次南下,途经襄阳,写了一些与襄阳有关的诗篇和剧本,尽管凤毛麟角却微言大义、意旨隽永。于其中,老舍倾情赞美了襄阳恬然如画的自然风物,深厚悠远的历史文化底蕴,兼其中心要义,鼓励广大民众为保卫秀美的家园而战。老舍笔下的襄阳是自然美与人文美的统一,既有江南女子的温婉秀雅,又怀北疆男儿的勇武刚烈。老舍笔下的襄阳人民,在抗战时期表现出了英雄身上的英勇豪迈。     

钼表面（Mo,W）Si2-Si3N4复合涂层的低温氧化行为研究

采用包渗法在钼表面原位制备了（Mo,W）Si2-Si3N4复合涂层,考察了其在大气中于500℃和600℃等温循环的氧化性能,利用XRD和SEM等研究了其组织形貌.结果表明：（Mo,W） Si2-Si3N4涂层具有良好的低温抗氧化性,其在空气中500℃和600℃氧化480 h的氧化速率分别为0.0145 g/（m2·h）和0.0191g/ （m2·h）,归因于涂层氧化表面形成了致密的SiO2膜.     

论东晋孙盛的《三国志》研究

孙盛曾对《三国志》做过系统的专门研究,并且有他自己的一套完整的方法义例体系.可是,史学界对于他在《三国志》研究史上的拓荒之功及其时裴松之《三国志》注例形成的借鉴价值,一直以来并没有引起重视并给予积极的评价.对孙盛《三国志》研究的探索和考论,既有助于为还原东晋的《三国志》研究史提供科学依据,也有助于重新认识和评价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文献的来源以及体例取法的样本依据,进一步繁荣和发展《三国志》研究.     

《老子》与现代企业管理

老子的哲学思想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有益借鉴.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无为"是为了达到"无不为"-大有作为;"不争"-不为一己私欲争夺计较,才能争得为企业中心服务的最大成功;诚信应成为企业管理的基础;注意细节,才能做精做细,才能真正体现管理的作用和价值.     

浅谈谏官司马光的吏治思想

司马光从1061年任谏官期间,曾屡屡谏言,其中有关选官、任官、用官三方面的奏折是其在谏官任职期间的吏治思想的具体体现。     

《金瓶梅词话》“头脑”考

《金瓶梅词话》有许多涉及当时习俗的名物制度描写,“头脑”就是一例,它还出现在时人著述的笔记、史料、小说、戏曲中。从语源、风俗、社会学角度出发进行比勘,“头脑”实为存在于官方的一种饮食制度,其构成由低度甜酒和肉菜合煮而成,其本字可考证为“投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