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性别：论鲁迅文学译作中的女性观

鲁迅的译作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女性问题一直也是他所关注的一大焦点,贯穿于他的创作和翻译生涯,尤其是他翻译文本里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及女性标准与当时的社会道德规范大相径庭。在特定时期,鲁迅文学译作中的女性的生存困境,为女性争取话语权带来了契机和希望。     

鲁迅批评研究真伪现象探究

最近几年,鲁迅先生的做人与作文逐渐成为评论的焦点。从近几年鲁迅研究的书名出发,以鲁迅的＂骂人＂的真真假假为例,探讨鲁迅的做人与作文之间的矛盾,读者应该正确看待鲁迅研究中真伪现象;鲁迅批评研究应注意兼顾多面的事例,尽可能持平,实事求是,而不应该根据既定结论来筛选和操纵证据,故意误导读者。     

《逸周书》物候事象探微

《逸周书·时训解》作为物候历发展中的重要一环,继承了《夏小正》的传统,又带有周代文化的特色。《时训解》收集了众多物候事象的＂不时＂现象,从而得出相应的灾祸预言,从事象种类、表现内容、叙事模式等方面展现出与其他物候历不同的寓意寄托。受全书忧患主题的制约,为了达到最佳的记诵效果,《时训解》采用了整齐规整的章法结构,在韵律方面则是套语与韵文的交织搭配,显示了多样性的韵律模式。     

鲁迅与本雅明眼中最理想的翻译

鲁迅和本雅明是生活在同一时代,不同国度的两位著名学者。他们在最理想的翻译问题上所持的观点非常相似：借助外国语言来深化本国语言;主张透明的翻译,反对过度归化。他们持有相似观点并非偶然,然而表面的相似也隐藏着各自理论思想的差异。鲁迅和本雅明生活的历史背景、所持的语言观、翻译观存在差异和相似形,同时也折射出各自眼中理想的翻译。     

试论颜之推《观我生赋》的夷夏之辨兼谈其抒情艺术

颜之推《观我生赋》具有鲜明的夷夏之辨,反映出南北朝后期民族间政治与文化的碰撞。贬夷表现为对北朝鲜卑族文化落后、人心狭隘的不满,尊夏表现为对南朝故国、文化的无比留恋。作品表达亡国之辱,抒情低回、吞咽而重节制;抒发人生困顿则委婉、深沉、坦诚。     

钮琇《觚剩·睐娘》本事考

本文对清代作家钮琇所撰《觚剩》中的名篇《睐娘》进行考证,包括故事的发生地、人物原型、姓氏、家族关系、作者与故事人物的关系、历史背景等。另外,本文也对《睐娘》中的虚构成分作出适当的评介。     

含蓄的爱 隐忍的恨——从《我的兄弟》到《风筝》

鲁迅的《风筝》一文通常被认为反映了封建残余的宗法思想对儿童“精神的虐杀”以及作者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但是,《风筝》与鲁迅早在1919年发表的文章《我的兄弟》相比不难发现,这两篇文章是对同一素材的书写——都是关于孩提时代破坏小兄弟放风筝的故事。鲁迅对同一主题在几年之内的反复写作,并非偶然,行文之间的细微差别反映出他隐秘的情感,即文章构架的兄弟之情是对现实生活中周氏兄弟翻天覆地的手足关系或多或少的影射。从两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及写作内容两个方面剖析,可以从“我”对“小兄弟”的情感变迁窥探到周氏兄弟隐秘的情感变化,从而揭示出鲁迅从“含蓄的爱”到“隐忍的十艮”的曲折心路历程。     

屠格涅夫和鲁迅知识分子小说比较论

屠格涅夫和鲁迅是两位自觉"以小说参与历史发展"的小说家。屠格涅夫以知识分子题材的创作勾勒了19世纪40至60年代俄罗斯的"社会编年史",鲁迅则以几类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深刻地反思了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历史和民族命运。在艺术手法上,他们也存在着异同。     

从《铸剑》看尼采对鲁迅后期创作的影响

鲁迅的一生深受尼采哲学的影响。在他创作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或明或暗地发现尼采哲学的痕迹。而在鲁迅后期的创作中,由于生活经历的增长和人生阅历的丰富,他对尼采的思想进行了扬弃,从而具有他自己的色彩,但我们仍然在文本中可以看到,尼采对他的影响仍然存在。文章以《铸剑》入手,通过对比分析,分别指出＂超人＂、＂怀疑主义＂和＂权力意志＂这些尼采的哲学意象在鲁迅小说中的显现与嬗变,体现尼采对鲁迅后期创作的影响。     

大晟乐成功制作与北宋乐议

"北宋乐议"活动最早出现于太祖建隆年间,终止于徽宗崇宁年间,几乎涵盖了北宋政权存在的整个历史."北宋乐议"直接导致了大晟乐的成功制作,进而也促成了大晟府的建立.大晟乐之所以制作成功并被定为"一代之乐",其原因可从三个层面来看.表面上看,大晟乐的成功是因为它完满地解决了长期以来乐议所关注的两大问题:一是运用了既可称为古制,又能令众人信服的制乐方法;二是制成了和谐的乐律制度.深一层看,则是宫廷权谋成功运用的结果.执掌朝政的权臣借重君权神圣的幌子,最终确立了大晟乐至尊地位.而在更深层次上,大晟乐的成功制作是与乐工们长期以来的音乐实践分不开的.北宋历朝乐工在长期的音乐实践中积累了大量有关音律方面的知识,这才是大晟乐得以制作成功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