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转与涅檠——从《狂人日记》与《凤凰涅榘》看鲁迅和郭沫若的救世思想

鲁迅与郭沫若通过狂人和凤凰形象的塑造对当时社会进行了深刻的解剖和批判，展示了早期先进知识分子的特点和作用，同时，他们提出了拯救社会的方式和方法：鲁迅主张通过劝转使人吃人的社会过渡到真正的人的社会；郭沫若则主张通过涅榘让旧世界毁灭，诞生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两种方式体现了鲁迅与郭沫若不同的主体态度和人生选择，也显现了他们在救世思想上的分歧和不同。     

左翼文化运动中的"革命文学"之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国家内忧外患,国民党进行文化“围剿”。面对这种景象,在文化界掀起了左翼文化运动,这是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次思想文化的解放。在这次运动中,以宣传革命文学为主,又对革命文学进行了激烈的论争,指引宣传走向正确的方向。     

《文心雕龙》中“虚静”说之学术渊源考辩——兼同王元化先生商榷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提出了文学创作的"虚静"说.对于"虚静"说学术渊源的讨论,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实际上,"虚静"之说始于老子.老子的"虚静"与庄子的"心斋"坐忘"等都是一种泯除了各种知识经验的精神状态,荀子的"虚壹而静"对此有所扬弃,而是一种保留有"一"、有"所臧"的精神状态.而刘勰<神思>中的"虚静",是在"疏瀹五藏,澡雪精神"下、清除了内心世界中各种经验而呈露出来的一种心境莹彻澄明的精神状态.因此,比较而言,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的"虚静"说,渊源于道家的老庄思想.     

从鲁迅的译文序跋中看鲁迅的翻译思想

鲁迅丰富的译文序跋中,蕴涵着丰富的理论资源。这些观点虑远思精,鞭辟入里,启人疑窦。当我们将这些译文序跋中的观点和思想与鲁迅的翻译专论结合起来加以研究时,就更有利于我们深刻理解鲁迅科学而完整的翻译思想体系,因为这些译文序跋是鲁迅在非论战状态下写就的文字,既是冷静的纯学术思考,同时又是紧贴于翻译实践的理性升华。从散见于序跋中的译论出发,可以使我们接近鲁迅更为真实的翻译观,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研究鲁迅翻译思想的一条重要途径。     

鲁迅纪念中的胡风声音

鲁迅的精神、思想和人格对胡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鲁迅文学和精神传人的胡风,从鲁迅逝世到1949年共和国的成立,几乎每年都要写文章纪念鲁迅,并且还特意标明是为了纪念鲁迅而写,每一次谈论的问题和重点也有差异。＂鲁迅纪念＂是现代思想文化和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胡风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阐述鲁迅精神的同时,也在建构自己的思想文论,维护鲁迅所开创的新文学传统,批判客观主义、形式主义以及宗派倾向。他在复杂的文学斗争中张扬鲁迅精神。     

偏差的航向——中国新文学大师的贡献和误导

贡献:文言和白话方面做的破立工作。误导:文白对立,否定古典,反对用典和对仗,更全面贬低中国语言文字。     

大晟乐成功制作与北宋乐议

"北宋乐议"活动最早出现于太祖建隆年间,终止于徽宗崇宁年间,几乎涵盖了北宋政权存在的整个历史."北宋乐议"直接导致了大晟乐的成功制作,进而也促成了大晟府的建立.大晟乐之所以制作成功并被定为"一代之乐",其原因可从三个层面来看.表面上看,大晟乐的成功是因为它完满地解决了长期以来乐议所关注的两大问题:一是运用了既可称为古制,又能令众人信服的制乐方法;二是制成了和谐的乐律制度.深一层看,则是宫廷权谋成功运用的结果.执掌朝政的权臣借重君权神圣的幌子,最终确立了大晟乐至尊地位.而在更深层次上,大晟乐的成功制作是与乐工们长期以来的音乐实践分不开的.北宋历朝乐工在长期的音乐实践中积累了大量有关音律方面的知识,这才是大晟乐得以制作成功的根本原因.     

鲁迅、郁达夫旧体诗比较

现代文学作家中,在旧体诗创作方面达到了极高成就,普遍受推崇的,应该首推鲁迅与郁达夫。两人的旧体诗无论是思想内容及题材,还是在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有迥然不同,然而又殊途同归,极具魅力。     

由一元到多元:从五四纪念对鲁迅的评价看鲁迅精神——以《人民日报》为中心

鲁迅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珍贵的精神资源。改革开放前后,鲁迅精神具有不同的内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鲁迅精神是一元的革命斗争精神;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鲁迅精神是由斗争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为民情怀等多种元素构成的一个整体。鲁迅精神由一元到多元的发展,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心任务改变、话语体系转变、改革开放后各种错误思潮的泛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文明交流互鉴的需要等多种因素促成的。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精神的阐释整合了鲁迅身上批判和建构、公共性和参与性的多种特质。新时代,应该从文明交流互鉴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角度,深入挖掘和弘扬鲁迅精神的当代价值。     

《荀子》用《诗》特征及诗学意义

在《荀子》一书中,引用《诗经》有83处。除大量引《诗》外,还有一些论《诗》的内容,这都明确地反映了荀子的一些诗学观念。荀子既谈其内容和旨意,又将其统摄在圣人之道之下,视之为道的载体,指导人们修身、从政,很大程度地将《诗》道德伦理化和政治化了,为汉兴以来《诗》的经学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