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文学理论的现代品格与当代意义

胡风是20世纪中国最富创造性贡献的文学理论家。胡风以他的现实主义文学本体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论,构建出现当代文学史上既具独立性又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体系。由于他的理论创建更有力地坚持了现实主义,在现实主义独尊于中国现代文坛这一点上,胡风起到了一种特殊的推助作用。胡风文学思想所葆有的开放性视野和现代超越品格,使其持续成为现当代文学建设的理论资源,在激活、拓展和再造现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进程中,发挥着独到积极的作用。     

析华兹华斯对胡适白话诗理论之影响

胡适倡导白话诗,源于他对中西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创造。就诗歌语言而言,胡适白话诗创作及理论主张与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英国湖畔派诗歌等西方资源有着明显的关联。华兹华斯主张摈弃"诗意辞藻",胡适强调"务去烂调套语",二者都明确提出用日常用语写诗。胡适提倡"做诗如说话",华兹华斯则要求诗歌语言要"接近人们的语言"。胡适与华兹华斯关于诗歌语言的诗学理论的相似性和关联性,一方面可以印证胡适白话诗创作及诗歌理论与华兹华斯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也能促使我们深化对新文学与西方文学之关系的认识。     

汉高祖刘邦纵放骊山徒时间考

刘邦西行送徒前夕,"常(尝)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从刘章《耕田歌》和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看,其田中种植的作物是粟类,中耕除草的时间在农历四月下旬至五月下旬之间。刘邦休假之后投入出发前的准备工作需要二三十天,因此西行纵徒斩蛇应在其后的农历六月前后。再从蛇类的活动习性看,农历六月份,丰沛所在的徐州地区气温最高、气压最低、湿度最大,是蛇类的活跃期,蛇类经常横卧当道以通风散热,遂有"大蛇当径"刘邦纵徒斩蛇之壮举。从《汉书.惠帝纪》推知,惠帝出生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二月左右。《高祖本纪》中的"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两子"分别为惠帝和鲁元公主,而"告归之田"是史籍记载中刘邦纵徒前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可知秦始皇三十七年二月,是纵徒时间的上限。从《高祖本纪》看,纵徒时间的下限是秦始皇东巡,在《秦始皇本纪》中,东巡有四次,其中前三次早于公元前210年,惠帝尚未出生,故纵徒时间的下限只能与第四次东巡有关,即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因此,刘邦纵放郦山徒的时间应为秦始皇三十七年农历六月前后(公元前210年7月)。     

冯契“化理论为方法”基本思想探析

"化理论为方法"是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契提出的、与"化理论为德性"并列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哲学和一切科学理论的内在要求,是理论的基本功能和价值的重要体现。哲学和一切科学理论都可以通过一系列必要步骤和环节而实现理论向方法的转化。     

《诗品下·序》疑难问题辩说(上)

从序文形式与内容两方面 ,辨说《诗品下·序》疑难问题。其中 ,专节辨明有关诗歌创作的自然声律理论 ,贯通古今作出综合考察与探索 ,有助于古文论的现代“转化”与钟嵘诗论的深入研究。     

“七月派”小说的成因与特质

“七月派”理论的领袖人物胡风提出了发扬“主观战斗精神”，强调主观与客观的融合进行艺术的创造。“七月派”小说家重视主观的作用，却未脱离现实主义。主观“突入”客观带来了“七月派”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     

"学术传教"与"以教引实"--从中西天道观看晚明基督教入华

自然意义的天道是恒常而不可变更的，社会意义的天道则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神性意义的天道则具有永恒性、主宰性。道德形上学意义的天道观虽有其变化的一面，但其核心始终是“仁义礼智，天道在人”的观念。从西方思想文化来看，与中国文化中的天道观相对应的是其神论。大体上说来，西方神论的历史演变是从古希腊的多元神论开始，经过理性思辨的上帝观的洗礼，并与希伯来惟信传统的上帝观相结合，终而形成了基督教的上帝观。中西天道观的相通之处使基督教得以在中国传播，并为部分晚明学人所接受，而二者之间的差异则决定了基督教东传的种种曲折与反复，决定了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明学人之间的差异。前者旨在“学术传教”，而后者则重在“以教引实”。     

《世说新语》与魏晋士人形象

《世说新语》是中国古典文献中的重要文本，它塑造了魏晋众多士人形象。对魏晋士人予以界定，总结其所展现的士人形象，对理解魏晋士人形象有所助益。     

年谱学的一个新创例--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述评

与以往年谱“单记行事”,只记谱主好处,不说谱主坏处不同,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抓住谱主史学理论家的特点,全面深入挖掘谱主在史学理论方面的卓越贡献,也揭示和批评了谱主在社会伦理观念上的“卫道”偏见。这使本谱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也为年谱学开创了一种新的体例。     

苏轼兄弟的军事思想及边防策略

苏轼兄弟一生的吏事章都有显成就。在军事思想和边防策略上，他们也有一定建树。就军事思想而言，苏轼早年在立国、用兵、边防等问题上均有自己的主张，后来在他治军的实践中，体现了其一贯的军事思想；而苏辙早年涉及军事的言论甚少，但已经表现出与苏轼的不同。北宋从神宗到哲宗在边防战略上的明显变化，苏轼兄弟身为朝官自不能置身度外。在对待西羌、西夏的关系和策略上，虽然他们的言论多少不一，但都表现出对此的高度关注，也清楚显示出策略上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