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与施光南音乐创作的“人民性”之比较

“人民性”是艺术的最高追求,冼星海和施光南是近代音乐史上仅有的两位被誉为“人民音乐家”的作曲家,他们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创作的内容和形式各具特色,音乐作品的“人民性”表现出一定差异。冼星海生活在抗战时代,他的作品的“人民性”主要体现为“救国救亡,反抗侵略”;施光南是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位作曲家,浓浓的“乡国之爱”成为其作品“人民性”的核心主题。冼星海与施光南音乐作品“人民性”的共性主要表现为他们都牢牢把握时代主题,把滚烫、赤诚的爱国热情融入音乐创作,把民族音乐的灵魂贯穿于创作生涯,奏响时代的最强音符。文章试通过比较冼星海和施光南音乐创作的“人民性”,探索他们成为“人民音乐家”的原因,力图为现代中国作曲家的音乐创作提供启迪和借鉴。     

启蒙与实感:胡风文艺思想与鲁迅传统的关联

胡风的文艺思想通过其在现实的实践斗争中形成了启蒙现实主义理论体系。胡风继承了鲁迅的文学"为人生"的"五四"启蒙精神,将启蒙思想纳入到他的"主观战斗精神"、"大众化"等理论体系中,并通过文学的"实感"使启蒙思想通过文学的方式得以实现。总体说来,通过文学实现五四启蒙精神,并建构起启蒙现实主义的理论是胡风传承鲁迅精神的实质和核心。     

从叶适的书序文看其文学主张

叶适的《水心文集》卷之十二收录序文34篇。其中包括29篇书序文。这些书序文反映了叶适的文学主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注重文章的教化作用;文学须郁然有彩和抒发情性;肯定文辞之工,不满侈靡文风;各朝均有短长,切忌文人相轻。     

安平崔氏三贤

东汉中后期有一祖孙三代,相继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这就是安平崔氏三贤——崔骃、崔瑗、崔寔。崔骃少时与班固、傅毅齐名,钦慕扬雄,善于辞赋,意在讽谏。崔瑗才学出众,长于文辞,尤擅书法,被称为“草贤”,不愧为一代“文宗”。崔寔才美能高,博通经史,与蔡邕并称“双凤”;“治边最为第一”;其所著《四民月令》,系统总结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技术、方法和经验,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胡适的语体诗学观

胡适一方面解构了中国正统的诗学观念,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传统诗歌中的非正统的诗歌观念,同时又接受了西方现代自由诗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现代语体诗观念。强调自然的言语、自然音节,追求以文为诗,强调诗体形式与思想情感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其语体诗学观的核心。     

生命的体验之思与深切的现实关怀——冯至、穆旦智性抒情诗比较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西南联大诗人群的智性诗写作,把感性形象与哲理思辨完美统一,从而将中国现代新诗推向了智性化、现代化发展的新的历史高度.冯至与穆旦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智性抒情诗在新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冯至的诗歌以客观的方式、深蕴的哲理、朴素的意象自由地表达了对生命的深切感受与体悟,他清醒平和地面对生活的本相,给浮躁的诗坛带来沉思与淡远.穆旦的诗歌以充满矛盾的意象和自由伸展的主体意识描述了在现实生活中充满荒诞无奈的真实感受与体验,一生的创作都体现出理性思考的力量以及由此引发的丰富的痛苦.     

世态人生皆风情——论丰子恺散文创作的民俗文化元素

丰子恺的散文创作涉及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元素,特别是在对故乡人事的回忆和描摹的散文以及在抗战时期逃难桂林的见闻日记里,丰子恺以清新趣味的笔调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民情风俗画卷。丰子恺散文创作的民俗文化元素具体体现在,通过对饮食、方言俗语、人物称谓、岁时节日、信仰与禁忌等民俗文化元素的运用,构成他的散文的一些主要情节,揭示人物性格,营造环境氛围,体现作品浓厚的地方特色和传统文化底蕴。     

在历史的链环中——胡风事件悲剧原因探析

发生在20世纪中国文坛的胡风事件震动中外。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历史链环中,由环环相扣的“人”与“事”联在一起共同作用所造成的,牵扯到左翼文坛历史上的宗派关系,胡风本人的个性,部分文艺界领导人的旁观静待及推渡助澜等多方面的原因。     

粤西士人的“君子之仕行”述论——“粤西士人研究”之五

粤西士人值得称贤的为官品行,其一为律己之廉,贫穷地区的为官生活,既艰苦,但更要廉洁。其二为莅政之公,治理边疆注重“功化”。其三为恤民之仁,作官就是为民。其四为体国之忠,为国尽忠时刻张扬忠鲠性格。正因为秉承如此精神理想处世行事,他们也赢得了百姓的尊重与永久的记忆。     

浅析《诗经》的音乐美学价值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诞生之初是以和乐的形式存在流传的,正所谓风雅兴寄,弦歌鼓舞。从对《诗经》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诗经》的音乐美不仅仅表现在风、雅、颂的乐调方面,同时在礼乐教化、文学语言的形式,以及由此表现出的音乐曲式方面都有巨大的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