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成书年代诸说的清理

由于司马迁在不同地方谈到《吕氏春秋》时,对其成书年代的说法不尽一致,再加上后世一些学者对《吕氏春秋·序意》篇“维秦八年”一语的过分解读,遂致在此书成书年代问题上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说法。诸说之分歧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吕氏春秋》成书于哪一年,二是《吕氏春秋》是否一次成书。而就目前的资料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现状来看,在此问题上最可靠的答案是：《吕氏春秋》是在吕不韦任秦相国期间组织宾客一次编撰完成,书成于秦王政八年。学者们在此问题上的意见和分歧,反映了在考证古书成书年代时,内考证与外考证既可能交相为用,也可能相互干扰,导致循环论证。     

苏轼易学及其诗学思想研究简

苏轼对易学的兴趣,始于乌台诗案之后苏轼锒铛入狱期间。当他流放儋州之后,苏轼完成了《苏氏易传》。由于苏轼受到易学思想的熏染,从苏轼早年就形成的追求自然适意的人生态度来看,对他通达放浪的思想性格有深刻的影响。苏轼以易学为基础,以其多样化的著作如散文、诗歌、词、绘画、书法等表达他宽广的胸襟以及对文化传统的极大包容。宋人如苏轼辈研究易学,好发为宏论,故学术风格导致写诗议论转多,有时会使得诗风在奇趣之下顿失诗格,所以居儋州期间苏轼在师法唐诗风格之下便不得不转而师法魏晋,以渊明为诗,这就是诗歌的流变与延续使然了。     

论《封禅方说》与汉武帝之关系

《封禅方说》原书已佚,无法详考该书与汉武帝的关系.现存《史记·孝武本纪》几乎与《史记·封禅书》完全相同.根据《史记·封禅书》、《汉书》、《风俗通义》等相关记载,可大略推测汉武帝不得不封禅是《封禅方说》的成书背景,汉武帝时期的方士之风加速了《封禅方说》的形成,以公孙卿为代表的方士群体创作了《封禅方说》.汉武帝晚年对求仙态度的转变是《封禅方说》一书散佚的重要原因.     

论《史记》中的“谓词性X＋时”结构

“X时”是汉语指示时间位置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结构。由谓词性“X”构成的“X时”结构在《史记》中大量存在,这一结构满足了复杂叙事的需要,其实质是使“X”仂语化,并将两个没有语法形式关联的陈述性成分组合起来,形成有同时关系的表意整体,使句子的语义表达和语法结构更为严密。     

论石君宝杂剧的人物形象创新

石君宝擅长加工改编前代作品,在人云亦云的故事中塑造出与众不同的艺术形象,如《秋胡戏妻》中劝分不劝合的媒婆,《曲江池》中不认父的郑元和。人物性格的创新为剧情的顺畅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使人物性格达到内部统一。他的戏曲真实展现了元代的社会价值观念,记录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冲突、融合。     

王实味研究述评

新时期以来,王实味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在王实味与延安文艺生态关系研究、文学成就及其学术思想研究、悲剧成因及影响研究等三个方面均有实质性的收获。因文献散佚和政治意识形态所限,王实味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有其自身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但整体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有着重大价值。     

和氏璧玉出独山说

公元前742年至公元前688年这五十多年间是和氏三次献璞的年代。楚文王"伐申过邓"到南阳,才见到了抱璧而哭于楚山之下的和氏。文王让玉人理璞得璧。出产名玉的独山,山下有和庄,和姓至今生繁不息。以其时、其地,其山、其人论之,和氏璧必当出于南阳独山,和氏璧是今天的独山玉。     

歌剧《伤逝》音乐作品及演唱分析——以子君三首咏叹调为例

歌剧《伤逝》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而成,是作曲家施光南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00周年而创作的,此剧不仅树起了中国民族歌剧发展的创新里程碑,还成为了中国民族歌剧创作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一抹夕阳》、《风萧瑟》、《不幸的人生》是歌剧中女主人公子君的三首咏叹调,即爱情三部曲。其音乐的表现形式借鉴西洋歌剧的艺术手法,结合二三十年代艺术歌剧的特点和时代背景,运用合唱、领唱、二重唱、四重唱、重唱与合唱相融合等歌剧演唱形式,增进了歌剧本身的抒情性和戏剧性。     

《〈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补阙

《周氏冥通记》是研究六朝道教的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2010年1月齐鲁书社出版的日本《〈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麦谷邦夫、吉川忠夫编,刘雄峰译),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对《周氏冥通记》作出了精确细致的点校与注解,是目前《周氏冥通记》最好的注本。然因该书颇具六朝口语的特色,在某些点校翻译方面尚有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论苏轼休闲思想对陶渊明的超越

在宋代归隐文化休闲化的背景下,苏轼通过对陶渊明的个人化诠释,提出"休闲等一味"的观点,从而完成了对陶渊明休闲审美思想的超越,同时也标志着古代休闲审美文化高峰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