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凉激越的格调 深沉旷达的文思——浅析苏轼《前赤壁赋》的艺术构思

苏轼是一位乐天旷达的名士,他的思想杂糅了儒释道三家,他的处世态度,文学作品的内容和风格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佛老思想的影响。《前赤壁赋》亦是这种思想影响下的一篇冠绝千古的佳作。     

高适、岑参与盛唐边塞诗的人性内涵

以高适、岑参为代表作家的盛唐边塞诗是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现象,是"盛唐气象"的重要表征。盛唐边塞诗这种文化现象所蕴涵的人文精神突出体现为人性的张扬。盛唐边塞诗的意义可归总为三个方面,即边塞情怀、边塞风物和边塞战事。边塞情怀的核心是功业情怀。功业情怀具有两面性。边塞风物的特点是雄奇壮伟。高、岑的战争诗并非纪实,他们的战争观可概括为胜概和非战。     

至真 至善 至美——苏轼人性化的光辉

苏轼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与他至真、至善、至美的人性追求密不可分。其天真的秉性,率真的情怀,求真毅力,和他一心向善,与人为善,时时积善的风格。铸就了他那唯美的、充满人性光辉的人生。他用率真的本质．善意的目光,搜寻美．描写笑．刻画美．创造笑．同时也创造了美丽的生活．美好的人生．闪耀着中国人向往和追求的人性化光辉。     

苏轼对陶诗“自然”美的阐释

在陶渊明经典化过程中,苏轼的“发明其妙”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苏轼之“发明”最为主要的内容在于对陶诗自然风貌的揭示,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诗人自然、率真人格境界的阐释,二是对其不刻意雕琢、“无意”为诗艺术风格的阐释。     

钟嵘《诗品》“陶潜诗源出于应璩”说所受批评考论

钟嵘《诗品》将陶潜列入中品,且以为其诗源出于应璩,这一断语至宋以后颇受人诟病指责。实际上,钟嵘此说之所以会导致宋以后普遍的批评,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应璩诗颇多亡佚,后人不得窥其全貌;二是陶潜诗由晦而显,至宋而极,后人遂以为应璩不足以笼罩陶潜耳。     

从胡适散文识“学术小品”

胡适的“学术小品”中始终有一个鲜亮、活脱的“自我”。他以一贯的举重若轻的风度、“大众语”式的“言说方式”和不摆谱、不扯闲、不端任何架子的平和及一丝甜甜的幽默 ,成就了他独有风采的学术小品世界     

站在历史的源头──论闻一多的《诗经》研究

20世纪上半叶,闻一多把清代朴学的实证方法和西方人类文化学、社会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加以结合,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阐释批评方法。他立足于当代世界范围内对原始思维的研究成果,运用各种学科理论、论证了原始思维对《诗经》的影响,本文探讨了闻一多对《诗经》的训诂阐释方式;他运用文化阐释方法所揭示出来的古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象征意象;他对古代民俗的还原和重现,以及运用文化阐释批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重大意义。     

《吕氏春秋》成书年代诸说的清理

由于司马迁在不同地方谈到《吕氏春秋》时,对其成书年代的说法不尽一致,再加上后世一些学者对《吕氏春秋·序意》篇“维秦八年”一语的过分解读,遂致在此书成书年代问题上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说法。诸说之分歧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吕氏春秋》成书于哪一年,二是《吕氏春秋》是否一次成书。而就目前的资料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现状来看,在此问题上最可靠的答案是：《吕氏春秋》是在吕不韦任秦相国期间组织宾客一次编撰完成,书成于秦王政八年。学者们在此问题上的意见和分歧,反映了在考证古书成书年代时,内考证与外考证既可能交相为用,也可能相互干扰,导致循环论证。     

周必大评苏的方法问题

周必大作为南宋前期重要的政治家,在当时朝野推崇苏学的政治背景和学术氛围下,十分关注与敬重苏轼。他采用考证、点评、辨析等方法,对苏轼的生平事迹、道德文章进行了深入考察和客观评价,体现了作者独特的人品风范与学问见识。文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概括。周必大提供的不少今人未见的苏轼佚文线索,表明苏轼研究的文献收集整理等基础工作,还需要继续努力进行。     

孔颖达“比兴”之释义与唐诗比兴生态世界审美

唐代大儒孔颖达奉诏主撰的《毛诗正义》,对唐诗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率先提出“三体三用”说,在“比、兴”释义上虽承旧说,却又有一己之新见,即“：美、刺俱有比、兴”。其“比、兴”相融的萌芽思想,促使了唐代“比兴”融合理论的成熟。在“比兴”融合理论的影响下,在唐代诗人浓郁的自然生态意识的影响下,在政治事件迫害士人的情况下,唐代诗人以其广纳博采、兼容并包的学术心胸,全面继承并积极发展了《诗经》、《楚辞》所创立的比兴手法与“香草美人”的象征艺术,将诗歌的比兴艺术境界推进到空前的高度,由此呈现出唐诗比兴生态空前兴盛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