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美茶思想的理解与阐发

茶,尤其是名茶,从外形到内涵都具有很强的审美意义。苏轼通过大量的诗词文赋,深刻阐述了自己的美茶思想。这些美茶思想,不仅进一步丰富了苏轼的美学思想宝库,而且对于人们研究茶叶审美也发挥着引领的作用。     

从胡适对古典诗词的评介看他的修辞观

胡适是中国现代一个很有见地的修辞学家,他在《白话文学史》和《国语文学史》中对古典诗词一语中的的评介,蕴含着丰富多彩的修辞观点,是中国修辞学宝贵的史料,他关于文与质、用典与白描、不讲陈词套语及具体、原则与风格的看法,是很值得认真研究与探讨的。     

苏轼论"为文"

苏轼所论的“文”既包含文学意义上的散文,又包含写作学意义上的文章。至“绚烂”者至“平淡”、文如其人、“辞达”的关键在于辞能达意,这是苏轼所提倡的“为文”的三个命题,它们讨论的是文风与人格、语言与思想情感的关系。     

史铁生作品中的哲思意象

深刻的哲思性是史铁生作品的明显特点，其表现之一就是他创造了一系列特有的富含哲思的意象，体现出了独特的艺术特征。这些意象，很好地表现了作者的心路历程。     

游：苏轼美学思想的特征

苏轼美学思想的特征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游”。苏轼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实际行动上都真正体现了“游”的理想，而且他的“游”带有十分明显的审美取向和追求。“游”在中国美学思想发展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真正从美学的角度将其推向高峰的是苏轼。苏轼将“游”看作是审美的必要方式。所谓“游”有两种基本的含义：一是“动”，即游动的意思；二是“戏”，即游戏的意思。     

冼星海与施光南音乐创作的“人民性”之比较

“人民性”是艺术的最高追求,冼星海和施光南是近代音乐史上仅有的两位被誉为“人民音乐家”的作曲家,他们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创作的内容和形式各具特色,音乐作品的“人民性”表现出一定差异。冼星海生活在抗战时代,他的作品的“人民性”主要体现为“救国救亡,反抗侵略”;施光南是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位作曲家,浓浓的“乡国之爱”成为其作品“人民性”的核心主题。冼星海与施光南音乐作品“人民性”的共性主要表现为他们都牢牢把握时代主题,把滚烫、赤诚的爱国热情融入音乐创作,把民族音乐的灵魂贯穿于创作生涯,奏响时代的最强音符。文章试通过比较冼星海和施光南音乐创作的“人民性”,探索他们成为“人民音乐家”的原因,力图为现代中国作曲家的音乐创作提供启迪和借鉴。     

从叶适的书序文看其文学主张

叶适的《水心文集》卷之十二收录序文34篇。其中包括29篇书序文。这些书序文反映了叶适的文学主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注重文章的教化作用;文学须郁然有彩和抒发情性;肯定文辞之工,不满侈靡文风;各朝均有短长,切忌文人相轻。     

安平崔氏三贤

东汉中后期有一祖孙三代,相继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这就是安平崔氏三贤——崔骃、崔瑗、崔寔。崔骃少时与班固、傅毅齐名,钦慕扬雄,善于辞赋,意在讽谏。崔瑗才学出众,长于文辞,尤擅书法,被称为“草贤”,不愧为一代“文宗”。崔寔才美能高,博通经史,与蔡邕并称“双凤”;“治边最为第一”;其所著《四民月令》,系统总结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技术、方法和经验,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胡适的语体诗学观

胡适一方面解构了中国正统的诗学观念,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传统诗歌中的非正统的诗歌观念,同时又接受了西方现代自由诗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现代语体诗观念。强调自然的言语、自然音节,追求以文为诗,强调诗体形式与思想情感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其语体诗学观的核心。     

粤西士人的“君子之仕行”述论——“粤西士人研究”之五

粤西士人值得称贤的为官品行,其一为律己之廉,贫穷地区的为官生活,既艰苦,但更要廉洁。其二为莅政之公,治理边疆注重“功化”。其三为恤民之仁,作官就是为民。其四为体国之忠,为国尽忠时刻张扬忠鲠性格。正因为秉承如此精神理想处世行事,他们也赢得了百姓的尊重与永久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