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意象派诗歌与胡适的《谈新诗》——兼论胡适对西方诗歌理论的偏取及成效

由于胡适在其著述中并没有确认新诗理论与意象派诗歌的渊源关系（只承认两者有相似之处）,其《谈新诗》中的诗学主张也并没有与意象派的＂六条＂完全对应,因此,关于胡适的新诗是否受到意象派诗歌的影响的问题,学界一直存有争议。争议的根源大概在于对胡适受西方诗歌资源影响的程度及胡适接受影响的方式存在着认识和理解上的差异。其实胡适对西方文学资源的接受是偏取的和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和整体的。这种偏取的接受方式服务于其白话诗（新诗）创建的阶段性任务,符合胡适对中西诗歌发展历程的认识以及对中西文学传统进行会通的目的。对西方诗歌资源进行偏取的客观事实,可能正是胡适没有直接承认其新诗理论（甚至可以扩大到胡适文学思想的全部）受到某个具体文学流派影响的原因。     

从诗序看苏轼对“以文为诗”的发展

苏轼的诗歌中有一百二十多首有序言,其诗序的实质就是直接以“文”的形式作为“诗”的一部分,就是“以文为诗”。苏轼的诗序内容丰富、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同时,诗序与诗歌正文在内容、用韵、意蕴、风格方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只有在诗歌整体中,超越诗序与诗歌正文的内容意义与审美风格才会呈现出来,诗序只有在诗歌整体中才能实现其价值与功用的最大化。“文”成为“诗”中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苏轼就这样以诗序的形式对“以文为诗”作出了发展。而苏轼笔下的诗序之所以有如此风貌,既根源于宋代的文化思潮,也是苏轼精神主体之彰显、内在素质自然流露的结果。     

三秦版《随园诗话》译文校订补正

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的《随园诗话》,译文不但内容差错很多,文字质量也不高,明显的错别字、漏字、衍字也很多,不仅违背袁枚原意,而且严重误导读者。其错误大致是译者不具备必要的语言文字基础与文史知识,未读懂原文,乱译一气造成的。     

论柳永词对苏轼的启示和影响

柳永和苏轼一向被认为是词风迥异的两位词人。其实,柳永的词作曾经启发和影响了苏轼的词创作,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赋式的铺叙范式、鲜明的主体意识、通俗性的题材、明白如话的语言和雄浑博大的气象。     

"诗可以怨"反诘

"诗可以怨"及其相关论断一直是中国传统诗论的重要命题,它在当代的彰显得益于钱钟书先生的一次演讲,随后重申者和推崇者辈出.然而通过对这个命题的诘问,我们发现:这一命题虽然占有历史的合理性,在逻辑和学理上却是存在一定的漏洞."诗可以怨"一方面并不能恰当地适用于诗歌以外的其他文学体裁领域,另一方面,单纯在诗论领域它也存在一定的偏颇.其结果是,这一看似无误的理论命题却极有可能成为文学充分发展的犄角,限制了文学的另一种发展.     

晚清京师大学堂外国历史课程设置略论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开设外国历史课程,具有代表性.京师大学堂的第三任管学大臣张百熙对课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外国历史依托中外史学课程开设起来,一般学习三年.聘请中外教习讲授外国历史,讲授教材重视西洋历史和日本历史.在入学考试、年假考试、毕业考试中都将外国历史作为必考内容,考试形式以问答题为主.     

偏差的航向——中国新文学大师的贡献和误导

贡献:文言和白话方面做的破立工作。误导:文白对立,否定古典,反对用典和对仗,更全面贬低中国语言文字。     

贺贻孙对《诗经》抒情主体的彰显

明清之际贺贻孙诠释《诗经》重视抒情主体的作用.结合具体作品,贺贻孙从“情”着眼揭示诗人的创作心态与动机;强调主体构思在诗歌创作中的积极作用,突出主体的移情作用,指出不同主体面对相同现象产生、抒发的情感不同;诠释《诗经》中的代拟抒情方式.贺贻孙对文学4要素中主体(作者)的突出与强调,丰富与发展了《诗经》的文学诠释     

论＂摩史＂在彝族民间信仰中的地位和作用——基于彝文古籍《摩史苏》的文本分析与田野调查

“摩史”、“布摩（毕摩）”和“苏尼”是彝族民间信仰的表达主体,三者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摩史”在彝族历史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摩史”与“布摩（毕摩）”一起构成的二维一体的展演模式曾经是彝族文化传承的有机而高效的模式,逐步恢复这种二维一体的展演模式是保护和传承彝族文化过程中一种值得探索的选择。     

浅析《岁寒堂诗话》和《沧浪诗话》中的杜甫论

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和严羽的《沧浪诗话》一前一后,饱含着作者对杜甫及杜诗的热情称赞之情.但两部诗话颂扬的主要方向是不一样的.它们代表了颂扬杜诗的两种方向：《岁寒堂诗话》重视杜诗的思想性,《沧浪诗话》重视杜诗的艺术性.尽管各有缺失,但在研究杜诗学上,它们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是杜诗学上不可跳越的两层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