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决定高度——论苏轼的官场成败

中国文人,受儒家思想影响,无不汲汲于功名,但大多历尽挫折,只能划归失败者之列,而且名气愈大,挫折愈深,同时挫折越大,成就越高,其原因令人深思。苏轼就是这些人中的代表。从苏轼本人的诗文和各种文学作品对苏轼的描述来看,苏轼超脱旷达、率性无拘、蔑视功名,这种性格和态度是他仕途失败的关键所在,也是他在文坛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两宋文坛由宗欧向宗欧与宗苏并重的演变及其意义

欧阳修在北宋被尊称为"今之韩愈"。由天圣起步,庆历奠基,至嘉祐辉煌,欧门趋于兴盛,古文空前繁荣,北宋的宗欧是其时文人的共识。早在徽宗时,米芾对苏轼就有"文比欧公"的赞誉。南渡以后,苏轼更成为年轻士人尊奉的耀眼明星,文坛由宗欧转向宗欧与宗苏并重。这种变化还可以从《皇宋文鉴》、《崇古文诀》、《文章轨范》等精心选文中看出。"惟宋文章,曰欧与苏",这是南宋士人的共识,表明了北宋两大文学巨匠已成为两宋士人从文学到心灵都无限向往与极力追踪的楷模,显示出南宋人对包含文学、史学、经学等研究成就在内的博大精深的欧学与苏学的倾慕。宗欧与宗苏是对欧、苏所倡导的平易自然文风的确认,也是对欧、苏推崇创作自由、倡导不同风格发展的确认。这对宋代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古文创作的繁荣,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世说新语》对《诗经》引用初探

善＂引用＂是《世说新语》的写作特点之一,其中对《诗经》的引用量大且效果极佳,惜学术界对此尚乏研究。本文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归纳出其直接摘取原句、断章取义、借用篇名正用其义、借用篇名反用其义等四种引用方式;并进而阐释其引用的意图及行文效果。     

《警世通言》中“更”作评注性副词的用法

"更"作评注性副词是在近代汉语时期才出现的,它表频率"又""再"义,表程度"愈""越加"义,表语气"难道"义,还表主观情态"就、绝对、根本、确实、实在、一点也"义。另外,评注性副词"更"有传信功能和情态功能,前者起确定客观信息的作用;后者表达了说话人对事情的观点和态度,具有十分明显的主观性。     

王士禛词学研究述评

王士禛是广陵词坛的总持,有词集《衍波词》、词话《花草蒙拾》、词选《倚声初集》,且支持孙默汇刻了《国朝名家诗馀》,并评点过邹祗谟、董以宁、梁清标等人的词集。当今学界主要从＂词论＂、＂词作＂和＂词史地位＂等三方面对王士禛的词学贡献进行论析,虽时有精辟之论,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王士禛词学研究尚有拓展余地。     

《十驾斋养新录》石经校勘例证

钱大昕认为"经史当得善本",故十分重视校勘。在其读书札记《十驾斋养新录》中,他以石经与传世文献互证。其中校勘例证有三十一例,包括以石经为准的二十三例,对石经记载怀疑并加以论证的八例,充分体现了他对"二重证据法"的灵活运用,也展示了钱氏严谨的治学态度。     

《宋史·礼志》史源述评

《宋史·礼志》的史源,前人虽多有论说,然均存在程度不一的不足之处。在《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官私记载与《宋史.礼志》比对分析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宋史·礼志》的史源,很可能是《国史》、宋代官修《会要》、《文献通考》等史料价值极高的官私著述。     

苏轼怀古词初论

苏轼的怀古词数量不多,但内涵丰富,包括讽咏君王、追怀隐士和感慨兴替等思想,从中可看到苏轼旷达超脱思想的形成过程。     

从《史记》中的上古神话看先秦文化从巫到史的演变

《史记》一书运用了大量上古神话传说,但这与司马迁重＂实录＂的精神并不矛盾,这些神话传说体现了先秦文化从巫文化到史官文化的演变轨迹,最终完成了从巫文化的感性精神到史官文化理性精神的重要转变,上古神话传说历史化过程再现了历史的真实,勾勒出了上古历史的完美画卷,在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具有十分深刻的文化内涵。     

赵次公的杜甫研究

赵次公是宋代杜甫研究用功极深的学者。他研究的项目非常广,而注和解品位最高。其注解建立在对杜诗烂熟于心、融汇贯通之上,广泛搜集典籍和口语资料,透辟分析,有时还融入考证,故其注解总是妥贴、精细、笃实。其注解发明尤多,匡正前人研究的错误也非常多。综合品评,赵次公的《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是杜甫学史上早期的百万字的伟大研究著作,赵次公是杜甫学史上注和解成就最大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