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学视角下《阿Q正传》的英译本研究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的代表作品,其叙事技巧既独特新颖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译者对原作整体叙事技巧的把握和处理能够影响作品整体艺术效果的创造,因而从叙事学视角研究翻译作品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准确地解读原文。然而,现有文献对其英译的研究大都忽略了其叙事学特征。本文从叙事学视角出发,采用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人物话语表达方式和叙述视角两个方面对《阿Q正传》的两个英译本——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蓝诗玲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两译本基本再现了原文的叙事特征,然而由于汉英语言习惯不同,译者在叙事策略和技巧选择上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在人物话语表达上,杨氏译本的翻译对应重合度高于蓝诗玲译本;在叙述视角转换方面,译者在保留原文本叙述视角的基础上,表现出从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向第三人称叙述视角转换的倾向。     

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看《呼兰河传》英译中的杂合

《呼兰河传》是葛浩文翻译的第一部中文小说。该文拟运用后殖民翻译理论中的杂合概念并结合例子,考察葛浩文对《呼兰河传》中语言、文化、体裁风格三个方面的处理。研究发现,《呼兰河传》英译本呈现出杂合的现象,使目的语读者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异域风情,在某种意义上,葛浩文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做出了贡献。     

《左传》"复礼"思想观照下的郑庄公

<左传>作者在对郑庄公的评价中渗透着儒家的"克己复礼"意识,在这种意识下对郑庄公形象所作出的评价带有儒家的主观色彩,如果历史地看问题,那么郑庄公并不是"伪善"、"违礼"的君主,而是旧时周礼时代惯性与春秋初"礼崩乐坏"时代挤压下的诸侯形象.     

唐传奇“缦胡”源流考

唐传奇中的＂缦胡＂是个名物词,生疏难解,词义历来聚讼纷纭。我们探源溯流,从训诂、词义演变、出土文物等角度证明其为＂带裙边的头盔＂。     

从《左传》杜注看杜预的《诗》学观

晋人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左传》用《诗》多有解说,自成一家之言。对＂诗言志＂这一《诗》学中最核心的命题,杜注以＂作诗以言志＂标明自作诗以言己志,以＂诗以言志＂标明称《诗》以言己志,并以＂赋诗者取其一章＂标明赋诗断章,以＂义取××＂＂言××＂＂多取首章之义＂等标明断章取义之所在。研究《左传》用《诗》之杜注,可从中窥见杜预的《诗》学观点。     

从《阿Q正传》两英译本看文化翻译

语言是文化的承载者,也属于文化的一部分,反映着不同的文化。不同语言之间的交际实际上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作为不同语言之间的桥梁,翻译显然在跨文化交际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语言蕴含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内容,文化翻译成为译者翻译的难题。所以如何选择文化翻译策略成为每个译者翻译时必不可少的过程。本文从《阿Q正传》的两英译本来探讨不同的文化翻译策略并分析译者处理的原因。     

《神仙传》中的女仙研究

葛洪《神仙传》共记载九位女仙,较《列仙传》而言,她们开始独立于男仙,自成神仙系统,且大多来自民间具体可感的真实人物,民间色彩增强;结合当时社会背景来看,葛洪对她们的塑造明显体现出了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她们的故事被后世古籍竞相收录、改编,并在演变过程中形成一定的影响。     

从目的论看《水浒传》英译的翻译策略——对比两个英译本

目的论是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核心理论,其最高准则是目的原则,即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策略。译者的翻译策略往往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如译者的意图、文本的类型、语言的功能、文化等外部环境等等。从目的论出发,可以更好地了解译者的翻译策略,通过分析《水浒传》的两个英译本,为译本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死君”别解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其为死君乎＂＂可谓死君乎＂的＂死君＂之义,大致有晋人杜预和清人王引之两家之说,今人祖述杜王而未得确诂。据《春秋》三传用词体例和《左传》文意推敲,可知＂死君＂即＂死君命＂,意为＂效忠君命＂或＂效死国君＂。＂其为死君乎＂是＂难道算是效忠国君吗？＂＂可谓死君乎＂是＂可说是效忠国君了吧＂。如此训释,文从字顺不致歧解。     

何光远的生平和著作——以《宾仙传》为中心

五代后蜀何光远著《鉴诫录》十卷,谈唐五代诗事者占十之六七,向为世人所重。以往仅据《十国春秋》略知其事迹。考订何光远曾著有《鉴诫录》、《广政杂录》、《宾仙传》三部著作,其中后二书宋以后失传。通过对《宾仙传》佚文的辑录考察,可以略知他的生平,确知他是一位非常坚定的道教修行者或向往者。他的三部著作都喜欢大量引用诗歌,其中《广政杂录》偏重记录朝野逸事,《宾仙传》则以传闻和虚构故事为主,《鉴诫录》所记介于事实和传闻之间,可以知道他著作的不同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