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视域下墨家与密尔伦理思想之比较

中国古代的墨家和近代密尔对功利论伦理学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两者分别根据自己所处的年代,创造出适合时代需要的伦理学思想。前者的"人之所欲"有着规定性的对象,即"必需"和"实用"的东西;后者的"快乐"作为"幸福"的条件之下的对象则极为丰富,即只要是"快乐"的都是好的、善的。在道德制裁上,前者利用外在的"天鬼"观念来阐发;后者运用内在的"良心"来说明。前者的伦理出发点是"天下之利";后者的出发点乃"个人利益"。然而,在跨越几千年的时间里,两者都看到了情感在人的道德行为中的支撑作用。     

《墙盘》铭文补释--兼论周代彝铭的文王武王形象

《史墙盘》是迄今所见述西周诸王最为系统的彝器铭文,它代表了周王朝的正统理念,铭文造句谨严,用辞考究。铭文用大段文字叙述周文王、武王的功勋业迹,是为迄今发现的彝铭所仅见者。结合其它资料,可以看出彝铭中的文王形象主题是膺受天命和最为显赫周人先祖,武王形象的主题则是威武刚强。这些对于研究周代史学与文学皆有重要价值。     

岳阳文庙的建筑规制与特色初探

根据文庙的发展历史和它的建筑规制,阐述岳阳文庙建筑规制的形成,结合岳阳本地的建筑风格,并通过大成殿的建筑个体研究,对岳阳文庙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进行分析。     

元嘉政局与范晔的命运

范晔受到宋文帝的重用,原因有二：一是在刘义康刘湛朋党被清除后,宋文帝急需人才,而范晔与刘义康交恶,故在政治上可靠;二是范晔的生父范泰对宋文帝有恩。范晔虽然受到重用,但也种下了被杀的苦果。由于宋文帝性格猜忌,不信任大臣,所以在大臣制造不和,以范晔桀骜的性格,长期在此环境下,必然会有过激的行为,这是他被杀的主要背景。     

王朔小说语言反讽手法探究

王朔小说的语言以反讽叙述为基调。通过运用“新京味”使其反讽具有世俗文化气息;通过“痞子说官话”式的置换语境形式使其反讽同人文、历史、政治相联系;通过譬喻,幽默化,调侃式等手段使反讽具有趣味性。这种语言吸引了许多读者,同时令一定群体的读者对王朔小说产生排斥心理。但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王朔是中国小说发展的重要人物,在小说走向通俗化探索上做出一定的贡献。     

论《汉书·艺文志》目录注释体例的开创之功

班固的《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群书目录,它对《七略》中的图书叙录全部删除而代之以目录注释,这些注释对书籍的状况作了简明扼要的说明,除介绍作者、图书内容外,还反映存佚残缺、真伪等多方面的情况。这一方法开创后,图书的目录注释以此为端倪,在以后的目录学著作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老子和谐思想的现代诠释

《老子》一书有着丰富的“和”文化资源。老子关于“致虚极,守静笃”、“与善仁,言善信”、“道法自然”、“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思想所体现的理论价值就是“身和”、“人和”、“天和”、“均和”。     

论《经义述闻·毛诗》的训诂方法

《经义述闻》为清代著名的训诂著作,文章对其训诂方法从训释方法和考证词义的方法两个角度着眼,分为因声求义、形训、据境为训、比勘互参、训诂类比等,并分别举例说明。     

现象之美与齐物之乐——对《庄子》有关章节的现象学解读

现象学是现代西方哲学中重要而影响深远的哲学思潮之一。现象学首先是一种方法,一种观看现象、描述现象、让现象自我显现的方法;其次,现象学还是一种精神,一种对待现象的态度、风格乃至审美趣味的精神。“面向事物本身”的宗旨和原则是现象学方法和精神的集中体现。现象学的这种开放性和普适性为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思想提供了一个彼此互动交流的广阔空间。《庄子》是中国古代一部颇有自由、开放思想和审美情趣的著作,其中很多章节都蕴涵着现象学的基本精神和风格,比如,庄之梦蝶、濠梁之辩、庖丁解牛等都极富现象学意蕴,这就使得运用现象学方法来解读《庄子》成为一种积极和有益的尝试。     

从楚雄市陈家槽子村的拆迁透视楚雄州“扩城战略”

城市化是促进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和城乡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解决二元结构矛盾的根本出路.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是畸形的、没有后劲的,没有城市化也就没有现代化.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是"十一五"期间楚雄州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举措,不走城市化道路,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