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蝗灾述论

较之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蝗灾虽然稍弱，但仍是此期的重大自然灾害之一。由于总体气候偏凉，尤其是冬季偏冷，连续性蝗灾发生率较低。但蝗灾的空间分布有明显的扩大。幽、冀及江南的蝗灾发生年显著增加。因《春秋》灾异观的影响，此期对蝗灾的治理仍依靠人力捕杀。但也出现了改变农业种植结构的新方法。魏晋南北朝是一乱世，战争与包括蝗灾在内的灾害链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走出王弼自然论研究的误区

王弼的"自然"所取的乃是"自动然"之意,换一个说法也就是"无为,"但是这里的"无为"并不是不作为,它更确切的涵义乃是无意为、无心为,说的更明确一点也就是不作意。这乃是宇宙本体(大道)与天地万物共有的属性,把它视为任何其他东西都是不正确的。前人所以对王弼的"自然论"思想产生误解,除了对文本的阅读不够仔细外,"五四"以来所形成的西方思维模式的影响无疑也是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玄学名士重"自然"的理论依据

魏晋“自然”精神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亮丽的一颗流星，是魏晋玄学家们集体智慧的结晶。魏晋玄学士重“自然”的理论依据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尊重个体生命本色的“人性自然”论；二是对情欲的探讨及肯定。     

人·情·文——魏晋玄学与文学漫议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这集中体现为魏晋玄学中关于人的问题的哲学思考。"人的觉醒"带来了"文的自觉"。魏晋玄学中对人的情感的大胆肯定,直接影响到当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的变革与更新。"情感"在文学艺术中的重要性得到认同,文学艺术由重叙事到重抒情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影响。     

《世说新语》与魏晋士人形象

《世说新语》是中国古典文献中的重要文本，它塑造了魏晋众多士人形象。对魏晋士人予以界定，总结其所展现的士人形象，对理解魏晋士人形象有所助益。     

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原因

魏晋时期社会思想和学术风气的变化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和学术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历史的变化,深刻影响了史学的发展,直接促成了史学体裁的多样化及内容的繁杂,并使之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特别是造纸业的发达,引起文化用具的革新,为书籍的传抄和文化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     

"本我"的发现与"自我"的觉醒——《金瓶梅》女性角色意识的文化审视

《金瓶梅》用现实主义的笔触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市井妇女形象,明代中晚期经济的转型所带来的人文思潮的涌动,促进了她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们以身体欲望的满足来展示生命存在的价值,追求平等权利和个人尊严。但根深蒂固的伦理文化的拘囿和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又使这种有限的觉醒带有不可避免的盲目性和局限性。     

金元时期全真教的基本思想及理论建树

金元时期全真教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三教合一,返本归原;性命双修,先性后命;积功累行,功行双全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全真教思想在对唐宋以来我国思想界三教合一、凸现心性这一主流趋势做了充分回应的同时,也对“生与死的关系”、“出世与入世的关系”这两个古老的话题给出了自己超越三教的回答。     

试论文龙对《金瓶梅》主旨的解读

文龙对于《金瓶梅》的主旨有着独到的认识。在考虑《金瓶梅》是否是淫书时,其把思考的重心放在读者身上,认为读者的素质是理解《金瓶梅》是否是淫书的关键;他还结合自身生活体验来思考《金瓶梅》的“四贪”问题,认为深层次的快乐来源于心灵的自足而非欲望的满足。另外,他还指出《金瓶梅》是有慨于世事之作。     

关于一个极限公式的证明

证明了一个极限公式，为求非可导函数的不定式的极限提出一种新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