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对“革命”的解构——对《青春之歌》的重新解读

《青春之歌》具有两个层面的主题蕴含：一是主人公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培养下对革命的追求,一是主人公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对个性的追求。第一层面是作者主观意图的体现,处于作品的表层;第二层面是作者潜在意识的自然流露,处于作品的深层,并具有对第一层面某种程度的解构意味。作品因两个层面之间的张力而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南宋高宗年间镇抚司研究

高宗建炎四年五月,为抵御金人南侵,南宋在宋金边境设立了众多的藩镇——镇抚司.镇抚司的割据性很强,但镇抚司的设置并未导致南宋最终出现类似唐代藩镇尾大不掉的局面.绍兴五年四月,诸镇抚司尽罢.通过设置镇抚司,南宋王朝最终稳定了统治,其废罢同时,也是绍兴十一年收夺大将兵权前的一次成功预演.     

黄丕烈对宋人词籍的收藏与整理

黄丕烈受乾嘉学风影响,藏、校了数十种宋人词籍,其中不仅有像宋刻《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这样的珍本秘册,还有许多重本与残本,为其校雠、补缺奠定了基础。黄丕烈以丰富的经验和科学的方法对词籍的版本形态、源流情况等作出了精审鉴定和深入研究,并一一记录在题识当中。在校勘上,他以对校为主,不惮复校;若遇歧异,则只列不改,以存真面;他还请顾千里等高手,博采众家之长。黄丕烈对词人生平、词籍名称甚至是抄者史迹多有考订,遇无法解决者,便开列阙疑,以俟来者。黄丕烈的词籍整理活动对宋词在清代的传播以及宋词版本学、校勘学在清末成为词学研究的重要分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北宋前期词的地域性特点

北宋前期词在发展中深受地域文化因素的影响,表现出地域性不平衡的特点。北宋前三朝政治环境中对南方士人的歧视排斥,限制了南方词人的成长,词坛一度消沉萎顿。真宗后期和仁宗朝词坛开始勃兴,则与南方士子精英大量进入北宋政权和文坛密切相关。北宋前期,南方、北方词人作品风格总体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分野。随着北宋前期词人仕宦经历的改变,...     

舒岳祥咏物诗探微

舒岳祥咏物诗数量众多,题材广泛,具体物象纷繁复杂,将其归纳为就物写物、借物抒情、托物言志、咏物喻理四种类型。舒岳祥咏物诗大多寄托遥深,在咏物中寄寓个人遭际及家国之忧。对海宴河清的真诚呼唤和殷殷期盼,对各类奸佞小人的批判谴责,雄心壮志与怀才不遇的深刻矛盾,对理想人格、高尚道德操守的追求与坚持,都是其咏物诗重要的情志内涵。舒岳祥咏物诗在艺术上达到较高境界,这得益于诗人对意象、象征、用典等各种修辞手法的熟练运用。     

汴京：宋词中的经典城市

在宋词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汴京意象以其独特的魅力为宋词注入新的灵感,宋词亦因此开拓了一个新的表现领域。宋词中的汴京意象并不是千篇一律的,有显、隐之分,且随历史的发展其内涵也不断的演变。北宋初期,词作汴京意象洋溢着热烈的欢乐氛围;北宋中期,汴京意象的疏离造成汴京意象的衰减;北宋后期政治风云突变,故词作没有当初对汴京膜拜式的狂热,理性成为词作的主情调。南宋中晚期,词人笔下的汴京意象已然消磨成一种淡薄的回忆,是埋没在心中的不便提及的一种悲凉。     

刘宋、南齐财政体系与货币政策初探

刘宋、南齐二朝财政收入以农业税收为大宗,田租、户调大体沿袭东晋,唯户调货币征收比重增加;商业税收项目大体沿袭前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受政局变动和社会稳定程度影响颇深。由于刘宋、南齐二朝财政状况总体不佳,官员俸禄一般无法正常发放,地方官通过送故钱弥补朝廷俸禄的不足。刘宋、南齐二朝经济状况的走势也反映在货币政策的变化上。     

从宋词看上巳节俗在宋代的流变

上巳节是我国一个具有浓厚节俗色彩的传统节日,它从产生以来,就孕育了丰富的节俗内涵。入宋以后,上巳节俗不再如前代丰富,并打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感伤色彩。上巳衰微,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对宋上巳词的分析研究,仍能探得上巳节在宋代的流变。     

陆机诗歌中的悲情世界

痛苦、哀伤、嗟叹是汉魏六朝诗歌的主要音调,作为西晋文学的代表作家陆机,他的诗歌中也往往流露出许多悲伤的情感。这种悲是对其内心情感的真实再现,是陆机对真实生活的体验,如有表达自己的相思之情,有描写从军的艰苦生活,还有表达对人生艰难、命运难知的感慨等等。而对于读者来说,这些情感也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刍居易诗歌归类考——兼及《长恨歌》的主题

一般认为，自居易把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除杂律以形式为依据以外，讽谕、闲适、感伤三类诗歌均根据内容进行分类。但研究发现，讽谕诗、闲适诗的分类是以”儒家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思想的两个方面为依托，这里并未为感伤诗提供相应的位置，因为儒家这一核心思想并无第三个方面。因此感伤诗的分类，不可能采用与讽谕诗、闲适诗相同的内容依据。白居易把自己的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实际上使用了三种标准，是三次分类的结果，把这一分类结果进行直接并列，而不是分层次表述，这种处理方式与现代严格的逻辑分类要求不同，反映了我国古人思维方式的特点。按照白居易自己确定的标准和分类方式，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并无归类不当问题，但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由于不是以表达特定内容或主题为依据，所以既不能作为表达爱情主题的证据，也并不影响它以特殊的方式表达政治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