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礼学学术文化与诗歌创作

南朝礼学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学术，以《三礼》、《丧服》为研究内容，以注重社会实际，解决实际问题，重创新礼为研究目标，以尚义理、好章句、重设难、务博通为研究方法，取得了较大的学术成果，成为此时期一种重要的学术文化。它同诗歌在社会性、伦理性和情感性上有着相同的品性，故二者联系紧密，并给创作以很大的影响。     

论《中州音韵》“人作三声”之实质

明代中叶前后的南曲韵书，一直相沿《中原音韵》“入派三声”之旧。这与有明一代南曲演唱用韵的实际情况是相吻合的。王文璧《中州音韵》的“入作三声”，实乃“唱作”，而非“变作”三声，并不会磨灭所据方言语音中入声的实际存在。     

人物品藻与佛学对魏晋南北朝批评文体建构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批评文体美轮美奂、诗意盎然,与批评家杰出的创造才华及批评策略分不开。他们受人物品藻风尚和东传佛学的影响,采用"转化"和"吸纳"策略引进品第法,并在著述体例、思维风尚、批评准则等方面,对佛学予以吸纳,此阶段批评文体的话语、结构等均受其影响。     

魏晋南北朝文体建构活动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活动不仅是审美自觉的结果与体现,也是整个社会关系变化与重建的结果,并成为重建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资源。在整个文学场中,文体建构活动无疑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包括文体分类、文体特征分析、文体适用范围的规定等,从而赋予文学明确规定性特征,这就为一些社会存在领域进入文学场、获得话语权提供了合法性辩护,也为各种表达活动以及相应的交往活动确定了规范性的结构关系。     

论闽南俗语中的小吃文化

文章以闽南俗语作为切入点,探讨分析闽南小吃与俗语的巧妙嫁接。抓住与小吃相关的食具、俗语的文化内涵,从历史的角度阐释闽南俗语的思维模式、民本规则与文化积淀,提出未来发展小吃文化、发展闽台特色文化产业的重要性,对闽南文化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钟嵘《诗品》“齐鲍令晖、齐韩兰英”条疏证——兼论南朝女性的文学生态

钟嵘《诗品》"齐鲍令晖、齐韩兰英"条对两位才媛的文学成就做出了精准的评述,揭示了其诗文的艺术特质。同时,也为后学了解南朝女性的文学生态提供了诸多弥足珍贵的信息:彼时女性往往具有较为深湛的学理修养;文学才华能够帮助她们超越门第的拘限,提升自己的地位与名望;南朝宫廷文学盛行,帝王的喜好足以引领一时的文学风尚,女性创作亦表现出与流行文风趋近的动向;作为帝王生活与娱乐的场所,南朝后宫中的文学生产值得进一步探究;南朝女性的自我形塑因融注了个人的学识、气质及经世情怀,因而呈现出优雅理性、独立不迁的本真面相。     

南朝宋齐皇帝惩治武将的“预制重罪”政策

南朝宋齐皇帝为巩固皇权,预设一些重要异姓武将存在谋反等重罪,而迅速捕杀之.屠杀之后,方开出谋反证据,以证明其惩治的合理性.是为南朝宋齐皇帝的“预制重罪”政策.“预制重罪”政策的首创者为南朝刘宋文帝,其重要表现是诛杀名将檀道济父子及道济手下勇将薜彤、高进之等人.刘宋以后继立的皇帝继承了这项政策.南齐建立后,齐武帝延续了刘宋皇帝惩治武将的“预制重罪”政策,其重要表现是处死名将垣崇祖、张敬儿,南齐此后的皇帝继续执行这种政策.南朝宋齐皇帝以“预制重罪”的政策屠杀拥有实力的武将,从而扭转了东晋以来君弱臣强的态势,但“预制重罪”一方面削弱了刘宋、南齐对抗北魏的实力,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破坏了统治集团的凝聚力,加速了本朝的灭亡.梁武帝开国之后,放弃了这一错误政策,从而在与北魏作战中获得两次前所未有的大胜.     

南宋高宗建炎年间御营司及御营五军研究

建炎元年五月,为重整军权,南宋王朝设立了御营司和御营五军。作为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御营司直辖御营五军的体制打破了自宋初以来"枢密院调兵,三衙掌兵"的传统;但作为强化对全国军队尤其是行在部队控制的措施,御营司未能完成其使命,它存在4年即遭废罢。     

透梅肝胆入梅心——扬无咎咏梅词研究

扬无咎用其"透梅肝胆入梅心"的笔法对梅开零落、疏影冷香、玉骨冰肌的描写,赞美了梅花傲雪凌霜、坚贞不屈、高雅素洁等高贵品质,进而凸显出词人自身清高自守,生性耿介,不慕荣利,不俯仰时好,不随波逐流,独善其身的高尚品格。     

两宋汀州矿冶业比较研究

矿冶业在宋代汀州的产业结构中占居重要地位。汀州在五代时期已经开始一定规模的矿业开发,北宋汀州矿业进入大规模开发时期,元丰前是汀州矿业开发的兴盛期,首要原因在于大批北方流民进入汀州,人稠地狭,不得不从土地资源之外寻求新的经济来源,丰富的矿藏资源为其提供了绝好的物质基础。因而北宋汀州矿冶业成为支柱产业。但从仁宗朝开始就已经出现兴废不常的现象,南宋时汀州矿冶业处于没落阶段,失去支柱产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