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教育的文化生态基础及研究目标

以西南地区为例,分析了民族文化、民族教育实践、民族教育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西南多元共生文化是西南民族教育实践生发的基础,西南民族教育研究是对教育实践特征和规律的总结。西南民族教育研究的目标是：以教育促进多元共生文化的发展,促进各民族的文化自觉,寻求民族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契合点,走内源式发展之路。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教授群体的和而不同

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奇迹。西南联大的出现,是因为抗日战争这个特殊的历史事件促成了中国当时最优秀的三所大学和最杰出的学术精英的汇聚,并且还有了长达九年的成功合作,而其办学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于它拥有一批具有＂民主传统、自由理念和宽容精神＂的教授群体。西南联大的教授群体是由一群思想各异、行为自主、我行我素、独来独往的学者们所构成,在这个特殊群体中从校长到教授都有相似的教育背景,他们既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也有国外留学和考察的经历,他们的知识结构比较完整,可谓学贯中西。而且这些学者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大多属于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成为联大教授的意识形态。西南联大的教授群体也是最具有独立性的一个群体,他们可以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很少受党派的约束。西南联大教授群体认同和坚守的价值谱系成为他们相互合作、共事、团结的基础,这些价值谱系是：潜心学术而避免内部纷争;宽容精神和民主信念;党派之间和平共处。西南联大教授群体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谱系实际上就是一种大学精神具体化,是一种大学文化的自觉,是教授群体在大学融合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集体觉悟,他们以此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动,既有所为也有所不为。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教授群体可谓是当时国内学术精英的杰出代表,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和而不同的价值谱系,而这恰是现代大学精神的具体表现和灵魂。     

西南剧展的评论活动及其借鉴意义

1944年2~5月在桂林市举办的戏剧盛会———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在上演179场戏剧的同时,开展了大量的戏剧评论活动。评论活动文章数量多,参与人员层次复杂,文章形式多样。对抗战以来的戏剧运动和西南剧展上演的剧目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广泛、卓有成效的讨论和研究,肯定了举办西南剧展的重要意义,探讨了艺术规律,促进了抗战戏剧运动的深入开展和戏剧艺术的提升。总结西南剧展评论工作的经验,对于今天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广西资源话与相关方言的比较——兼论资源话的系属

广西资源话与湖南南部湘语关系密切。通过把资源话与相关方言比较发现,资源话具有南部湘语的典型特征,如古全浊声母的今读等;但资源话又受到桂林话的影响发生了演变,如调类和调值都与桂林话非常接近。资源话是具有明显西南官话特征的湘语。     

以白英个案为例解析编辑对翻译作品的影响

编辑作为委托人通常要参与一部翻译作品从最初酝酿到最终出版的全过程。在《白马集》的编辑出版过程中,从译书目的的确定到译书内容的选择,从翻译标准的制定到译文的修改定稿,处处受到编辑白英的支配与影响。事实上,编辑白英在《白马集》的成书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西南联大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及其启示

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其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基本满足当时教学之需。依据史料,从西南联大图书馆独特的采购制度、社会各界的捐赠、馆际互借等方面,探寻西南联大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经验,从而为新时期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论广西在中国大经济区中的定位

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区域化、集团化已成为时代潮流。广西在过去的十多年中通过和大西南共同发展 ,在区域经济共同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也暴露出很多问题。为了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广西必须调整自己的区域定位 ,从大西南向华南经济区定位转移     

邓小平主政西南局时期对群众路线的实践

邓小平主政西南局时期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让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为更好地联系群众,邓小平丰富联系群众的途径——发挥代表会议和社会团体的作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邓小平这一时期对群众路线的实践,基本经验包括：处理好人民群众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处理好领导与服务的关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西南边疆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实证研究——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为研究案例

以建国初期云南普洱民族团结盟誓为具体案例,进而研究西南民族在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上的历史和现实定位,这是理解多民族地区国家认同意识最为重要的前提。中国传统的文化穿越了民族界线,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想象基础,而近代民族国家的危机催生了现代意义的国家认同。正如普洱民族团结盟誓,以剽牛、盟誓、立碑这一近似原始的仪式,反映了中国西南边疆各民族在国家认同上的多元性和民族性,这正是现代中国各民族国家认同的一个历史缩影。     

历史人类学方法与西南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

当前西南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形成＂描述性＂法史学和＂解释性＂法史学两种进路,应当在此基础上把坚持历史学本位与历史人类学方法的运用两者有机结合,以拓展其研究领域和深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