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乾隆少年时代的佛教观——以《乐善堂全集》为中心

乾隆帝少年时代便密切接触佛教,通过同章嘉三世的交往,深刻领悟了佛教文化;在与超字辈僧人同参法会的过程中,逐渐了解了上层僧人的趋炎附势,对其投机钻营的行径产生了厌恶之情;而在他少年时代的诗文集《乐善堂全集》中,其对佛教寺庙的喜爱,对闲适生活的向往,对参禅悟道高僧的尊重多有描写。从这些诗歌中可以推断：弘历少年时代形成的佛教观具有理想主义倾向,这无疑影响了他即位后施行的佛教管理政策。     

福康安与乾隆末中安宗藩关系的修复

乾隆末的中安宗藩关系屡经波折,频受考验,至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更跌入深渊,见诸兵戎,中安宗藩关系中断近两年之久,成为清代中安关系史上的一件憾事。但两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双方友好交往的愿望是真诚的、强烈的。因此中安宗藩关系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于乾隆五十五年解冻回春,全面修复。但中安宗藩关系的修复非一蹴而就。在这一过程中,时任两广总督的福康安力肩重任,秉乾隆之命,实心办事,确立务实的安南问题处理方针,与阮惠进行外交斡旋,打破僵局,在保存清朝颜面的前提下赢得了和解,并促成阮惠进京展觐祝厘,且一路陪同,辛苦万端,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将中安关系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隋炀帝与佛教

隋代是我国佛教发展较快的一个历史时期。除隋文帝发挥较大作用外，隋炀帝在发展佛教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兴建了大批佛寺、像塔。二、搜集、整理、翻译、缮写了大量的佛教经卷。三、广度僧尼。四、支持智颇创建了当时最大的佛教宗派——天台宗。五、支持三论宗的创建，为其形成创造了条件。隋炀帝对佛教的支持，为唐代佛教的兴盛奠定了基础。与隋文帝一味地崇佛有很大的不同，隋炀帝实际上对佛教采取了一种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使佛教既能为巩固隋朝统治服务，又不至于过分地耗费财力、物力，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隋炀帝崇佛的原因是他利用佛教为其争当太子和巩固统治服务的。     

许慎《淮南子注》成书时间考

许慎最平为西汉淮南王刘安主持撰写的<淮南子>作注,而<后汉书>不载.对于许君这部<淮南子注>的成书时间,不仅无任何文献明确记载,而且也无学者专门进行考究,以致众说纷纭.但从北宋本卷首题识"太尉祭酒臣许慎记上"考证,并结合许慎生平史料,<淮南子注>成书时间当为汉安帝永初五年,即公元111年.     

秦陵铜车马的舆底结构、牵引关系与力学应用

秦陵铜车马忠实模拟秦代实物制作,是研究古代马车的典型资料。本文结合力学原理,通过对铜车舆底结构、轴辀装配和牵引系统的考察和分析,探索了其中所包含的力学应用问题,并揭示了古车中蕴涵的科学理念。同时对原来称作协驱挂带的"U"字形吊带,在释名和用途方面提出了全新的见解,指出并分析了该部件在马车下坡刹车、制动停车和转向调头等驾控中的重要作用。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室内含硫颗粒物的SEM-EDX研究

本文对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室内采集的长短期降尘、大气悬浮颗粒物和彩绘漆层进行了SEM-EDX研究,在大气悬浮颗粒、短期和长期降尘中,含硫颗粒的粒径分别为0.9～22.8μm、1.0～29.0μm和1.2～37.7μm,多为石膏与粘土或石英以内部混合的状态存在。降尘中的附着型絮状硫酸钙多于大气悬浮颗粒物中,显示降尘和大气中的二氧化硫发生了累进的化学反应。彩绘漆层表面的坑和裂隙附近观察到原位生长的硫酸钙晶体,显示漆层材料或降尘颗粒物与大气二氧化硫之间的酸化学反应,可能是彩绘漆层表面受侵蚀形成微小坑和裂隙的原因之一。     

秦始皇个性心理试析

秦始皇有两极个性心理 ,高傲、贪婪、残忍、妒恨、报复构成进攻型的一极 ,自卑、恐惧、猜疑、忍让、宽容构成退守型的一极。两者互补 ,交错为用 ,表现出意志顽强、感情冷酷、气质敏锐、性格果敢等精神特征。两极个性心理形成于年少时特殊遭遇的长期磨难 ,对其帝业成败产生了直接影响。     

突厥启民可汗、隋炀帝与内蒙古

突利可汗在内战中战败只身南下归附隋朝 ,隋文帝册封其为启民可汗。在隋朝的大力扶持下 ,突厥启民政权在内蒙古建立。这个政权直辖于隋朝中央政府。隋朝与启民政权保持着密切的宗藩关系和使臣往来。隋炀帝曾先后两次亲自出塞北巡。中原王朝皇帝亲临塞北藩属政权巡视 ,隋炀帝是第一位。     

试论骁果兵对隋朝的作用

为了第二次征高句丽能够顺利进行,隋炀帝于大业九年(613),采用"征天下兵,募民为骁果"的方式来弥补战斗力日趋衰落的府兵。骁果兵以关中豪侠为主,在建制方面隶属于十六卫系统,与府兵极为相似。但在经济待遇、地域来源、招募方式上与府兵有些差异。起初,骁果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隋王朝的生命,但是最后骁果却给隋王朝致命一击。因此骁果与皇权的关系是:皇权强大时则归附,皇权衰落时则叛离。     

北魏鲜卑八姓之嵇、奚辨

北魏孝文帝定代人姓族之举,在北魏发展史上是一件极重大的事。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前后,都有改定代人姓族的事实。而在这一过程中,改鲜卑勋臣八姓中纥奚之奚为嵇的事例,看似个案,却具有普遍的意义。表明孝文帝在推行汉化改革过程中,不止一次改定代人姓族的史实;表明孝文帝对汉四姓认识的逐步清晰和门阀观念的增强;表明在这个过程中皇权力量的人为干预,即君主的力量可以按历史发展的变化,重新编排他们的次序、改变他们的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