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董仲舒在“孝”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董仲舒用当时较为流行的五行学说释“孝”,这使得作为儒家学说重要部分的“孝”对统治政策有一定影响,但并未使得西汉武帝采取独尊儒术的措施,而是以霸王道杂之的政策治理天下。战国秦汉时期社会上对“孝”的重视是一个连续过程。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孝的顺利传播。董仲舒对孝的传播作用并不是立竿见影的。     

嘉庆八、九年间浙江截米案探析

嘉庆八、九年间浙江发生截米案，案件发生的两个原因是徽、浙两地缺米的现实和运米过程中商人的利益之争。同时，在缺米问题的背后，徽商与浙商的竞争与垄断才是案件的本质所在。案件发生后，不同阶层基于自己的立场，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重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台湾学者魏子云通过民国《吴县志》考证,否定鲁迅的《金瓶梅》初刻本问世于明代万历庚戌（三十八年）的权威论点。但魏的考证中存在三个问题。通过对清康熙《浒墅关志》考证,解决了魏的考证中存在的三个问题,从而彻底否定了鲁迅的权威论点。又通过多个考证,认定《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在万历四十五年冬到万历四十七年之间,从而提出了《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宋朝常民生活:以徽宗朝为研究

北宋无论是经济水平还是市民生活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这体现在诸多名家大师的画作以及小说回忆录之中,尤其是北宋都城开封(史称东京),在当时简直就是经济繁荣以及歌舞升平的代名词.宋徽宗时期是北宋覆灭的前夕,其治下的东京城却在《清明上河图》与《东京梦华录》中体现得如诗如画,然而此时北宋的开封的常民生活是否有如画卷诗篇般惬意丰...     

从南北朝到隋唐——唐代的南朝化倾向再论

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南朝化"命题,关注的是南北分裂结束之后唐代的历史走向,前提则是南北朝的政治统一不等于南北历史发展的完全衔接。这一命题关系到南北朝时期历史发展的主流所在,南北朝历史发展的相互影响及其对隋唐历史的影响等重大问题。     

秦二世十二岁即位说

秦二世即位之年龄,学界多谓二十一岁,然考之史实则似不符。《史记》引《秦记》原作十二岁即位;少子即幼子说不易推倒;胡亥缺乏起码的政治和生活常识,是非不分,甚至难辨鹿马;胡亥无淫乱记载,也未曾留下后代;胡亥童趣未泯,思路幼稚。诸多迹象表明,秦二世十二岁即位说应可成立。     

北魏孝文帝改革鲜卑族生活方式

北魏孝帝改革包括极为详尽的内容，它要求鲜卑族在生活方式上上向汉族告拢，如改汉姓、着汉装、操汉语、与汉族通婚、遵守汉族的丧葬礼仪，这些政策与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一起，促成了鲜卑族社会的巨大变迁，在鲜卑族体消失的同时，又极大地丰富了汉化。     

诗人隋炀帝和他的《野望诗》

隋炀帝是一个暴君,但他却是一个杰出的诗人,在文学交流融合的时代,南北诗风在他身上都有很好的体现.历来治文学史者多怀疑<野望诗>非隋炀帝所作,但从考查其记录流传情况,可知是诗当为隋炀帝作无疑.它是隋代独一无二的杰出之作.     

试论雍正朝的拣选分发制度

为了整顿地方吏治,雍正一朝曾大量拣选官员分发至各省委署试用。该办法被雍正帝称作“观政学习之法”而大范围推行。由于雍正帝仅将该法视为一种临时性和权宜性的措施,因而拣选分发制度在雍正朝有效地弥补了月选经制只能为人择缺、不能为地择人的弊病,为督抚题调要缺储备了人才。分发试用人员在委署过程中锻炼了吏才,熟悉了政务,也弥补了科举制凭文取人、所学非所用的弊病。但该制度是建立在皇帝和地方督抚的严密配合、对属员的密切关注和考察之下的,因而其有效性和持久性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到乾隆中后期,该制被极大推广,大量捐职人员发往地方委署试用,最终造成地方铨政的紊乱和督抚权力的扩张。     

汉武帝《轮台诏》并非罪己诏

为了保证征伐匈奴的军队顺利通过车师一带,武帝派遣开陵侯成娩攻击车师,取得重大胜利。随后,搜粟都尉桑弘羊等人向汉武帝提出在轮台、渠犁实行大规模屯田,来巩固汉朝在西域的战果。汉武帝下了一道《轮台诏》,否决了此项建议。这道诏书被称为“罪己诏”或者“轮台罪己诏”,意谓汉武帝在这道诏书中承认自己过去所犯的种种错误,勇于自责,痛改前非。我们认为,把《轮台诏》称为罪己诏是不准确的。从《轮台诏》的内容看,这是武帝针对西域有关具体问题尤其是轮台屯垦一事做出回答的诏书。在诏书中,武帝没有表现出对过去穷兵黩武的悔悟,也没有反思自己一生过失,与罪己诏的差别很大。从《轮台诏》后的政策实践看,汉朝没有由此俨武休兵,仍然执行对外积极用兵的政策,只是规模略小。同时根据形势需要也重视农业生产。从《轮台诏》变成罪己诏的历史过程看,由于班固等历史学家自觉发挥史鉴作用,《轮台诏》被赋予悔过的色彩;由于杨万里等文人在诗文中运用典故,《轮台诏》最终变成了罪己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