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编户民对皇权的崇拜和依附

秦汉编户民直隶国家,其土地、官爵、财产均来自皇权,这是他们皇权崇拜的基础。皇帝、朝廷、官府,具有超阶级性,其对贵族、官僚、豪强的抑制、打击是为了维持小农经济。编户民对皇权的崇拜和依附,与统治者一统化思想控制有关。统治者神化皇权,搞天人感应,是由于民间本身就有神鬼观念和深厚的敬天祀鬼传统,这是统治者天命、符瑞、谶纬、五德转换、皇权神授等等宣传有效的基础。皇权既神授又可及,这与家国同构、君父相连、忠孝一体的文化特点有关。     

论石渠阁会议召开的缘由及其历史影响

石渠阁会议是西汉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儒学逐渐成为封建政治的主体是此次会议的政治背景,统一“五经同异”是石渠阁会议的直接目的。石渠阁会议之后,儒家思想正式成为封建正统思想,《谷梁春秋》取得了与《公羊春秋》并重的学术地位。因此,石渠阁会议不仅极大地扩大和加强了儒家礼仪制度对社会的控制力量,也极大地提高了经学的学术地位。     

明代言官的职业风险及保障机制

明代言官以言为职,在履职时面临着双重风险：一是皇帝的威胁和摧抑,二是周边各种势力的打击报复。为保证言官尽职,明代确立了一些激励和保障机制,包括鼓励直言、慎选言官、畀以重权、给予重赏、严加考察以及相应的人身保护等。这些保障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言官不畏风险,恪尽职守,在明中期以前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由于专制体制下皇权决定一切,而明代皇帝素质又普遍低下,言官保障机制不断被破坏,言官的职业风险更为突出,致使言官群体在晚明时期不断分化蜕变,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明代士大夫的悲剧命运。     

日本国家神道形成的历史背景探析

分析了日本国家神道形成的历史背景,认为幕府末期的社会危机、"尊王论"思想的广泛传播以及天皇地位的提升和明治维新斗争的胜利是日本国家神道产生的重要历史因素,对于这些历史因素的考察是正确认识日本国家神道形成的前提。     

唐传奇与唐玄宗

在唐传奇中,有三篇写唐玄宗的历史纪实小说：《长恨歌传》批判了唐玄宗好色纵欲、荒政致乱;《开元升平源》歌颂唐玄宗求贤心切、虚心纳谏;《东城老父传》揭示了唐玄宗喜好斗鸡,导致朝政荒废,国家衰败。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玄宗在位时早、中、晚期的历史真实。     

论近百年中小学教科书中的黄帝形象

近百年中小学教科书中,黄帝的形象在不断变化.不同时期、不同种类教科书对黄帝形象的描述有明显的差异,甚至相互矛盾.但是,众多形象背后隐含着一些共通的叙事模式——政治统一、民族团结和文化溯源,这些叙事模式最终都指向国家认同.因此,教科书中的黄帝,不仅是传说时代的一个英雄人物,更是国家、民族和文化的一个符号或象征.黄帝形象的不断解构和重构,折射出近百年来一代代教科书编写者不断重塑共同历史记忆的探索历程.     

道光十一年苏皖救灾述评

道光十一年江苏、安徽等省发生大范围的严重水灾，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赈灾措施。本次救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暴露了吏治腐败对晚清荒政的消极影响。     

明洪武朝哈密研究二题

通过对明洪武时期故元兀纳失里大王的考察,可以认为北元灭亡后,兀纳失里大王成为漠北西部的一支重要势力,但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哈梅里回回阿老丁来朝入贡,并非《明史·哈梅里传》所言是受哈梅里兀纳失里大王所遣。而且,本为故元出伯系的威武西宁王兀纳失里,其继承宽彻系肃王王号的时间,疑在洪武十四年至二十一年之间。洪武二十四年,明朝征讨哈梅里王兀纳失里之事,应是兀纳失里遣兵寇边所致。     

“三皇五帝”古史体系分析

＂三皇五帝＂是古人努力建立的一个大体符合人类进化史及中华远古史发展历程的一个有时序的古史体系。在古人那里,所谓＂三皇五帝＂主要是一种人类进化发展阶段、历程的安排与推测,＂五帝＂恰如夏、商、周或元、明、清一样,其间既有并列发展的族群关系,更主要的则是表达按族群、部落兴旺发达的先后顺序及演变关系排列而成的一种中华远古史,它们本质上是一种族群历史和关系,同时古人又将其人格化,奥秘即在于此。无论＂三皇＂或＂五帝＂,在古人那里都不是同时并存。仅把＂三皇五帝＂视为几个具体的人或康熙、雍正、乾隆那种关系,它当然是伪史,但这有违＂三皇五帝＂的本意,也有违古人的本意。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无法成为否定传说时代历史或＂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的依据和理由。     

论汉武帝《景星》及其文学史意义

本文运用文献考据法对汉武帝《景星》的作年与主旨进行考证，认为《景星》作于元鼎四年；《景星》和《宝鼎》是同一首歌诗；《景星》的主旨不是游仙，而是借颂祥瑞祈求平息水患以获丰年，反映了汉武帝对民生的关注。《景星》在内容、体式与风格上皆突破了以往祀神诗的陈范，在文学史上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