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语言学批评例析——杜甫七律《登高》的批评实践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唐诗语言学批评立足于语言形式的分析,追寻其中深隐的情感意蕴与审美价值。而语言形式包括韵律、用字、造句、意脉、意象等各个方面,这正是语言学批评分析唐诗的主要途径。本文以杜甫七律《登高》为例,展示了语言学批评的基本思路,并由此探讨了语言学批评在唐诗研究中的基本原则,以及语言学批评与传统诗歌批评的不同之处。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载文书疑难词语释读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撰者圆仁虽为日本僧人,但具备颇高的汉文修养与造诣,对汉语及唐代书仪的运用水平相当高。对入唐僧圆仁所撰文书中疑难词语的释读,可以了解当时中日书仪用语的密切关联。     

佚留日本的唐末浙江商人送别诗及尺牍

现存日本园城寺的日本国宝《唐人送别诗并尺牍》中汇集了部分日本僧人圆珍求法归国后唐人送给他的诗和信简,其中包括浙江商人李达和詹景全的两封信简和三首诗。这是唐代浙江商人在日本现存的唯一墨迹,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考证李达、詹景全两位浙江商人的生平事迹及其作品,可以看出唐末浙江商人在促进唐日佛教交流乃至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意义。     

汤斌传论——以《墓志铭》为中心的考察

汤斌是清初的经济名臣与理学大儒,一生勤政爱民,廉洁刚正。政治上,能够选贤任能,兴利除弊;学术上,力行实践,摒除门户之见;生活上,艰苦自持,严律家人。故而成为清初著名的廉吏、理学家、史学家,才兼三长,著述等身。     

游走在“乐群”与“乐道”之间——从“交游酬唱”诗看中唐湖州文人茶友的文化心态

湖州作为江南环太湖地区惟一因湖而得名的重要州郡,在安史之乱后的大历至贞元年间,以颜真卿、皎然、陆羽为中心,以修订《韵海镜源》为主要任务,聚集了大批文人雅士,形成了一个较为固定的文人茶友集团。文人们将茶会活动融合在诗会中,他们在吟诗作赋、以茶会友、游乐山水、隐逸逃禅等文化生活之中,留下了大量的"交游酬唱"诗篇,形成了诗性化、审美化的日常生活。这既满足了文人茶友作为世俗生活中社会人的情感需要,又使他们获得了精神上的归属感。     

唐代乐府中“以文为诗”的散文式作品探析

唐乐府总体上有较明显的格律化倾向,但少量诗作又表现出"以文为诗"的特点,与近体诗声律要求相差很大,多使用散文语法和散文笔法,从而增加了唐乐府风格的多样性和声律的复杂性。唐乐府"相和歌辞"、"新乐府辞"中"以文为诗"之作的出现既是相关诗作不入乐的结果,又是李白、元稹、白居易、僧贯休、僧齐己等作家个人风格的体现,还受到唐代古文运动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体诗声律对诗歌内容的束缚。     

从唐代婚姻法看唐传奇中的女性

唐传奇作为一种时代的产物,对它的研究绕不开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法律作为重要的社会组成部分,其对社会秩序的维护、造成的社会风貌、体现的价值观念对唐传奇皆有影响,自然也是研究唐传奇值得关注的重要内容。唐代婚姻法对女性社会地位、生活处境等均造成影响,在唐代婚姻法影响下形成了唐传奇典型的三类女性形象。从唐代婚姻法的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当时女性的生存境况、理解不同女性形象的丰富内涵。     

试论杜丽娘性格中“情”与“理”的矛盾冲突及其文学意义

作为中国古典戏剧舞台上一枝独秀的美艳"牡丹",《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以鬼之"虚情"对己,以人之"实礼"待世,实现了其人生价值追求的最大化。同时,对人性中潜在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淋漓尽致地演绎使其不仅在同类文学形象中独树一帜,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审视现实的空间和角度。     

唐代《诗经》文本研究之生态世界

唐代《诗经》文本研究之状况颇具时代特色,大致表现为：其一、《诗经》学著作大多亡佚,存世者甚少。其二、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对《诗经》主旨、音义、典章与词汇的阐释,这与唐代科举需用《诗经》著作有密切关系。其三、《诗经》学著作中,既有对《毛诗传笺》内容的承传,又有对其解说的否定,另创新说,体现了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与时代特色。其四、《诗经》研究者中,不少人本身既是学者,又是教师,薪火相传,自然形成优良的诗学传统。其五、以孔颖达为首主撰的《毛诗正义》,具有里程碑式的《诗经》学意义。     

延客与惑君——兼谈唐诗中胡姬的形象塑造

胡姬是唐诗中经常出现的一类文学形象。文章认为,唐代诗人塑造的胡姬形象大体有两类,一类是生活在市井之中的酒家胡;另一类则是宫廷或官贵人家的歌舞伎。前者在唐诗中的形象正面积极,是大唐盛世繁华的象征;后者则在安史之乱的特殊背景下背负了惑君的罪名。但是,唐人对安史之乱的反应是多方面的,这种复杂性同时也影响到了时人对胡姬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