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送别诗的题式

唐代送别诗的题式丰富多彩,是唐代诗歌艺术的重要表现。唐代送别诗的题式大致可以分为“送别”、“留别”、“赠别”、“奉和”、“赋得”、“联句”、“兼寄”和“不及”等八种。不同题式的内容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有所差异,但都是诗人情感的真实流露。     

论禅学思想对唐诗和日本俳句的影响

禅学思想对唐代文学有重要影响,传入日本后,对日本文学的俳句亦有影响。由于中日两国文化的差异,禅学思想在二者中的体现又有所不同:中国文人把儒、释、道三者相结合,创作出中国化的禅诗;而日本对于禅学的吸收更为纯粹,在俳句创作中深深地体现出禅学思想,甚至禅学思想成为其主导思想。     

论唐代法律史的编纂成就

唐代法史编纂成就突出:《隋书》、《晋书》刑法志从史志角度揭示唐代以前法制的因袭演变,《唐律疏义》总结唐以前注律学的成就并应用于法典编撰中,《通典》则从通史的角度对唐以前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进行了总结。     

《霍小玉传》漫议

《霍小玉传》描写的故事凄婉动人,似乎未脱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悲剧模式,但是悲剧的深层原因主要是唐代社会推崇的门阀观念。作者对霍小玉的同情赞美和对李益的批判憎恶都是自觉的,字里行间处处可见,但他在其中不自觉展示出的社会因素,即爱情可以自由而婚姻必须注重家世利益,这才是作品的真正价值所在。这篇作品在塑造形象描写情节的同时,对唐代的文化背景和等级制度的批判入木三分。     

《诗品》研究不应轻视隋唐时代的文献价值--以《梁书·钟嵘传》所录《诗品序》为中心

刘善经<四声指归>、<梁书·钟嵘传>、<南史>、<钟嵘传>和<丘迟传>所录钟嵘<诗品>资料与宋元以后刊行的<诗品>相比,有其无可比拟的文献价值,尤其是<梁书·钟嵘传>所录为完整的一篇<诗品序>,研究价值尤高.然而在实际的<诗品>研究中,往往存在用后来版本的文字判定隋、唐初人所录为讹误的颠倒是非的情况.这应引起人们对隋、唐初人所录<诗品>资料的足够重视,希望能够在更加接近<诗品>原来文献面目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对这一中国古代诗歌批评名著的研究水平.     

日本“唐”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异同及启示

唐代堪称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鼎盛的朝代,也是整个古代中国与境外、海外国家相互交往最为密切的朝代。唐王朝的先进文明,成为各国向往的文明,尤其日本自先秦至唐朝都在吸收发达的中国文明。不过,日本自古到今都有一个看似矛盾,却对本国文明极为有利的文化吸收策略。这种策略就是：既无所顾忌地“拿来”外国文化、又旗帜鲜明地固守本国的传统文化。     

唐代的科场纪律意识颇为淡薄

唐代科举考试的制度较为粗略，其突出表现是：许多在后世看来属严重违规的行为在当时被视为正常，较多的状元是靠不正当竞争夺魁的。对于特别严重的违规事件亦处理颇轻，因科场案被处死的只是极个别人。这说明科举考试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远没有后世那么高，因此唐人对科举考试的公征性、严肃性期望值较低。     

唐代官员常服制度考

唐代官员常服在继承前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等级规范，品级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品色制度和章服制度上，紫、绯、绿、青的常服制度已经确立。常服制度化的实现，是南北朝以来民族大融合、文明大交汇的直接反映，是大唐帝国继承传统并结合自身需求进行内部调整的产物。     

关于初唐文学思想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中古文学思想发展史上,初唐阶段具有某种承前启后的意义。这是因为初唐文学思想对六朝绮靡文风并非只是简单的批判,而是一种在总结前人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的辩证否定。对于魏晋以来的文学思想来说,初唐可以算是一个阶段的结束;而对于整个唐代文学思想,它又可以比之为一个短暂的前奏,一个后来文学思想据以出发的起点。所谓初唐史家、诗家理论主张与其创作实践的矛盾,其实正是这种处在新旧变化之间的文学观念的反映。     

论唐五代小说中的胡商现象

唐五代小说中,胡商作为相当活跃的商人群体而存在,它的出现,构成了唐五代社会中一种独特的化现象,探讨胡商的来源地、来华原因、从事的职业、在中国的分布和胡汉融合的趋势以及唐五代人对待胡商的复杂心态等问题,有助于对唐五代小说中的胡商现象进行整体的把握,并由此探寻胡商现象所蕴涵的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