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传奇"史才"考论

唐传奇作者之"史才"不等同于历史学意义上的史学才能,却又与史学联系密切。从唐代史官制度与文学之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小说家"史才"当从"假小说以寄笔端"中求取,其实质包孕史学传承、历史意识生成、历史笔法借鉴等涵义。     

唐浞的诗歌意象理论

意象历来是诗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在20世纪40年代，九叶诗派诗人、诗学家唐浞通过对诗歌历史与现状的考察，对意象及其特征进行了自己的独特描述，认为意象就是诗歌本身而不只是传达手段，意象是灵魂与意志的凝合，是潜意识与意识之间的桥梁，并认为凝定的“姿”是诗歌意象的形态特征。     

丘荷公诗文述评

丘荷公是著名民国诗人、“南社”成员,与柳亚子、丘逢甲交往密切。评述了丘荷公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和现实意义,赞颂他爱乡、爱民、爱国思想。     

唐代侠义小说中的竞技活动

唐代侠义小说描绘了很多体育项目,其中有现实中的体育运动,还有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侠客武技。这些描写展现了唐代体育的发展水平,表现了唐代体育多样性、全民性、观赏性和宗教性等特点;反映了唐代的任侠风气,成功地虚构和铺陈了侠客的武技,从此侠文化成功地实现了文人歌咏向文学幻设的转化。     

传统屈骚批评方法的现代转换

屈骚批评传统久远而源远流长，传统屈骚批评自汉代起便与儒学和经学结缘，批评家多服从政治伦理的评价，以思想内容的好坏、政教作用的大小来衡量屈骚，用汉儒说诗的理论和引此比彼的方法着力于对其思想内容及价值取向的挖掘，而对楚辞独具的诗义和艺术手法均有所忽视甚至表现为某种程度的歪曲。批评标准和批评方法的局限是古代屈骚阐释中最为显见的不足，对于传统久远而日益沉滞的屈骚批评而言，新的批评方法的出现显得尤为重要。这一新的方法终于在清末民初隐然成形。     

理学方法和唐诗批评的美学趣味

诗学理论中的"性情"说,发展到宋代,受到理学的深刻影响.北宋的中后期开始,理学思想及方法对于诗歌理论和诗学方法的渗透,儒家传统诗教中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内涵,因理学的观念和概念的提出而扩充了.其中首先是对"发乎情志"的界定.此时的"情志",已经不是原先单纯的出于自然的诗人个人情感,而是所谓合乎"天理"的"自然",这样,诗人的自然之情便要受到某种制约,而不是像先前那样,是随意的流泻.这里藏伏下来的因素,日后便成为后代诗学方法中,强调"性情"与"法度"统一的先兆.诗学理论与实践中,所谓的"自然"与"法度",或者"性情"与"法度"的统一,在"理"和"道"的层面上,根本无法实施,而只能落实到具体的诗歌技巧如"平仄"的运用中去.理学范畴中的矛盾最后导致诗歌创作实践中摹拟措施的产生.严羽及<沧浪诗话>中的许多观点的形成,都与宋代理学观念与方法有联系,而并非仅仅是"以禅喻诗".甚至可以说,严羽只是对前期深受理学方法影响的唐诗观的一次专业性总结.     

《白噪音》中的异化消费

美国当代著名作家唐·德里罗的小说《白噪音》艺术地再现了后现代美国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美国消费社会建构的三个关键领域——媒介影像、消费行为和大众文化,成为美国后现代社会的景观。《白噪音》展示了后现代美国社会的两大消费行为——看电视和购物,同时,揭示了美国大众文化甚至学术研究也趋向商业化。这些异化消费使得人们丧失了主体性,陷入了精神空虚、焦虑、孤独与异化,并导致垃圾激增、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     

道教、苏轼与宋诗典范的确立

唐宋时期关于道教理论的探讨以及发展，对苏轼的文化品格、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发生影响，而通过苏轼对于陶诗的选择又使得整个宋诗的面貌焕然一新。     

思妇诗及其月亮意象

月亮意象在古典诗词中极为常见,且尤以思妇诗中出现次数最为频繁.月亮虽然只是自然界中的纯客观的物象,但它却逐渐成为华夏之邦"人化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诗人某些特定情感的信息载体,并在规定的语境中,展示出了怀人思远的情感寄托流程及其鲜明的"哀而不伤"的审美趋向.论文从思妇诗的缘起及其诗中有关月亮的情境融合,来论述月亮成为思妇诗中一个重要意象的缘由.     

唐代进士入仕的主要途径及特点

唐代举子进士及第后，只是获取了入仕前的一种身份。若要得到官资，必须先通过关试，再由吏部铨选、制举、吏部科目选以及使府辟署等途径入仕。吏部铨选为通常仕进之路，制举和吏部科目选为快速仕进之道，使府辟署为回旋仕进之途。多种渠道选拔人才是唐代选官体制的基本特点，修业奋进跻身官场是唐代进士及第者的普遍心态，由此散发出的文化气息，影响着有唐一代的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