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角:香港陶行知研究的新取向——解读《陶行知——一个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

本文通过解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何荣汉的陶研新著,在回顾陶行知认信问题研究史的同时,试图说明什么是陶行知研究中的“跨文化视角”,以及它是如何助成人们摆脱长久以来在陶行知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等一系列信仰认知问题上的纠结的。     

“从人民教育家“到“教育万能论者“——评20世纪50年代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再评价

曾经被毛泽东誉为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在1950年仍被<人民教育>称为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奠基者之一.但是随着对<武训传>和武训批评的深入,武训精神的倡导者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遭到质疑.以陶行知的学生为代表的一批教育界的高层领导不得不重新评价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他们认为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阶级属性是小资产阶级的,陶行知是深受实用主义影响的,他的教育思想是改良主义的,陶行知是教育救国论者.这样,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新中国就失去了应有的地位.这是造成新中国教育事业曲折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维、陶渊明的艺术世界及艺术风貌

王维、陶渊明的创作在其前后划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别不仅反映了他们人生道路的转变，更是他们人生哲学发生巨大变化的结果。     

陶渊明彭泽辞官"畏罪潜逃"辨--兼与耿宝强先生商榷

通过对陶渊明拜迎长官的情况和其家庭经济情况等方面的考证，得出陶渊明彭泽辞官是其自身清高的性格受不了繁忙琐屑的官场事务的羁绊和受两晋时期隐逸思想影响的结果。     

李商隐得罪令狐绹原因新探

李商隐得罪令狐绹的原因，旧说多归结于牛、李党争。本作认为此事无关乎党争，是李商隐就婚于王茂元家的结果。李商隐与令狐家之女有恋情，就在令狐家准备招其为婿时，他却与王茂元之女结婚了，因此导致令狐绹对其积怨难释。本还从另外的角度对李商隐的某些诗进行了新的诠释。     

道法自然与诗意地栖居--两种天人观的比较

西方人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主客对立、感性与理性相分裂,从古希腊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开始,思想家们就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认为自由就在于征服自然,与此同时,人们也陷入了困境.而中国古代哲人的思维方式则是主客不分,感性理性混杂,他们提出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对解决因科学主义的泛滥而导致的人类困境,无疑提供了某些思想素材.故二者在天人观上的观点有较大的差异.     

老子“道”的社会意义

老子思想的核心概念是“道”,而道最根本的性质是“自然”、“无为而无不为”。落实到社会问题上,最好的治国之道是“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无以为”与“无不为”应该是老子无为思想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互相补充。在此基础上,老子对儒家的仁、义、礼等作了评论和批判。在当时人们特别是统治者太“有为”的情况下,老子的这一思想有着解毒剂的作用,但它也容易招致误解,而且这一思想本身也并非无可挑剔。     

黄庭坚、陶渊明诗歌承传关系浅谈

黄庭坚诗宗杜甫似已成定论，但黄庭坚在师法杜诗的同时，对陶渊明亦有一种承传关系。通过山谷对陶诗的爱好与仰慕、山谷与渊明诗歌理论及诗歌本身之比较、可以论证这一观点。     

杜威与陶行知儿童教育观之比较

杜威和陶行知在反对传统儿童教育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并形成了他们各自的儿童教育观点，其核心是尊重儿童，解放儿童，儿童教育与生活和社会相联系。二者的儿童教育观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差异。本文主要是对二者的儿童教育观进行对比研究。     

韩愈对传统礼乐观的革新及其"不平则鸣"论

韩愈的“不平则鸣”论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与其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韩愈在对传统“礼乐观”革新中，重建了“道统”，提出了根据才能学识、道德性情来选拔人才的标准，把寒族士人的仕进要求作为“道”的一项重要内容，恢复了穷苦怨刺之言的正统地位。这就为他在文学上提出“不平则鸣”打下了坚实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