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上市公司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

自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以及《上市公司股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之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政策日渐成熟,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本文通过对国有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与托宾Q值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力图研究高管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的关系,从而探讨股权激励中高管持股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持股对公司业绩整体上呈正相关关系,但是在不同范围内作用大小不同。     

认识自我——阿Q与奥勃洛摩夫典型的哲学反思

俄国19世纪文学家冈察洛夫是一位终身从事国民性批判的作家,这与鲁迅毕生从事国民性批判的文学事业极为相似。他们所塑造的概括中、俄国民劣根性的两个人物典型阿Q与奥勃洛摩夫,从本质上说,就是对一直困扰人类的我是谁?的问题的回答,是他们对自我生存状况的审视,也是一种对整个人类、人性的反省。     

藏、汉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分类及重要性权衡初探

通过采用Q分类技术对藏、汉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的预期自我与恐惧自我的分类现状进行探讨并对其重要性权衡下的分类结果做出解释,结果发现：（1）基于对职业可能自我内容的重要性权衡的考察,藏族大学生更加重视能力、压力、创新与个人发展方面的内容;汉族大学生更重视能力、经济地位、压力与人际关系方面的内容。（2）藏族大学生职业预期自我包含＂创新—发展＂以及＂能力—压力＂两种取向,恐惧自我的分类项与预期自我相同;汉族大学生职业预期自我包含经济地位、能力、压力以及人际环境四种取向;恐惧自我只存在能力取向。（3）藏族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各分类项的发展较为平衡;而汉族大学生只有在能力项分类平衡。     

从《1Q84》论村上春树小说的陌生化

村上春树秉承了与传统日本文学相异的内格特质,通过借鉴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中陌生化的理论拓宽了他的创作手法。他的最新小说《1Q84》对＂陌生化＂手法的使用表现在小说中框架、情节、语言的新风格等方面。作者从新手法创作旧事物,读者从新角度观察旧事物,＂陌生化＂的艺术加工和处理方法使《1Q84》更具可感性。     

论巴比特的阿Q气

巴比特是美国作家辛克莱·路易斯创作的艺术形象,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一个代表。阿Q是中国文学家鲁迅创作的艺术形象,它的意义是世界性的。阿Q的影子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分析巴比特的特性中隐含的阿Q气也是顺理成章的。     

Q235钢在不同湿度的青海盐湖盐渍土壤中的腐蚀行为

利用极化曲线技术、电化学阻抗测试技术、扫描电镜和表面能谱等方法．研究了Q235钢在不同湿度的两种青海盐湖边盐渍土壤中的腐蚀行为．试验结果表明,湿度对Q235钢腐蚀的影响显著．随着土壤湿度的增加,Q235钢在盐湖盐渍土壤中的腐蚀速率也增加,当含水量增大到10％～15％时．腐蚀速率达到最大,然后腐蚀速率随着湿度增加而减小;Q235钢在这两种盐渍土壤中,在同一湿度时,盐含量高的土壤腐蚀较快．     

阿Q与陈奂生之比较

鲁迅的《阿Q正传》、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都因作品中成功的人物形象赢得了高度的评价和热烈的赞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拥有很重要的地位。阿Q、陈奂生这两个艺术形象虽然都是农民,但是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同,就又使他们各有特点了,成为两个不同历史时代的缩影。阿Q是典型的旧式不觉悟农民形象,性格中带有极深的奴性,“精神胜利法”是其性格的主要特征;陈奂生是走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但精神生活却极度贫乏,憨直、朴实,又带有点“阿Q气”的新时期典型的农民形象。他们性格中落后的东西都因袭了历史重负的缘故,但阿Q性格中的“精神胜利法”与陈奂生性格中的“阿Q气”又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     

Policy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co-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preferences, and technology: Comparing the diffusion of totally chlorine free pulp bleaching technologies in the US and Sweden

This paper uses the concept of policy entrepreneurship to explain the social processes underlying sustainable technical change in the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in the 1990s. It presents a detailed case study 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transition to and diffusion of totally chlorine free (TCF) pulp bleaching methods in Sweden and the USA. This change was sustained in the former, while it was almost absent in the latter. The paper studies the causes for this difference. It looks at the complex coevolution of technology, institutions, and consumer preferences that has taken place in both countries and draws conclusions on how transitions to sustainable paths i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may be supported by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