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桐城《庄子》研究

明代桐城《庄子》研究之风十分兴盛,学者们主要通过以儒解《庄》和会通《易》《庄》的方法来阐释《庄子》,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表现出独特的学术文化特色。同时方以智、钱澄之等人,又因遗民身份,借《庄子》研究来表达故国之思、爱国之情,使明代桐城《庄子》学具有了鲜明的时代色彩,为庄子学增添了新内容。     

利用地域文化遗产辅助美术教学

在美术教学日益人文化的背景下,美术学习已绝不是一种单纯的技能技巧的训练,而应视为一种文化学习,在美术学习被提升到文化学习的高度时,美术教学必然面临要将文化、审美素质教育放到和专业知识、技能教育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针对这种新要求和鉴于目前学生们对本土文化认知水平的相对较弱,适度利用地域历史文化遗产辅助美术教学,将有利于适应时代美术教育课程发展的需要。     

桐城方言中ABB式形容词的结构特点和句法功能

桐城方言中有丰富的ABB式形容词,A与BB主要有主谓式、后补式、联合式、附加式等四种结构方式,BB往往以摹状、比拟、比喻、通感等修辞方式与词根A构成词,ABB式形容词可充当谓语、状语、定语、补语、宾语等句法成分。     

姚永朴与黄侃论争的学术史意义

20世纪初的北大校园,以姚永朴为代表的桐城派与以黄侃为代表的章门弟子的文学思想论争可谓针锋相对,二者在"文与道"、"阴阳刚柔"、小学思想上都有所分歧。对于文学的观照采用不同的视角,一个从儒家雅正传统出发,一个从道家自然本真出发。这一次思想论争有其产生的主客观条件,主观方面是学术背景的不同,客观方面是北大开放的学术风气。从《文学研究法》和《文心雕龙札记》两本书出发,可窥测两派论争的大端。     

论新时代桐城派家风家训的传承与转化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我国历史传统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围绕家庭和家族繁衍生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风家训文化。作为其中代表,桐城派的家风家训文化更具有时代特点和地域特色,尤以张英、曾国藩、方宗诚最为突出。在新时代背景下,要从挖掘丰富内涵、汲取精神力量,做好时代转化、形成多方合力,优化媒体传播、讲好中国故事等几个方面入手,进一步做好家风家训的传承与弘扬工作,为提升国家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基础。     

桐城派与嘉道之际的学术格局

嘉道时期,汉学与宋学的对峙日益走向公开化,"汉宋之争"也随之达到高潮。在这场论辩中,学宗程朱的桐城派全面系统地批判汉学弊病,辩护宋学道统地位,维护程朱形象,并在论争高潮后立足宋学,从经世致用角度出发兼采汉学,逐渐改善了宋学处境,促使嘉道学术格局向有利于宋学的方向转变,为宋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石。     

论桐城儿歌的押韵

采用归纳法划分了桐城儿歌的韵部,进一步分析了桐城儿歌的押韵方式及特点,并探讨了桐城儿歌在韵部选择上具有一定规律性的原因。     

早期桐城派的教育主张与实践——以“桐城三祖”为核心的考察

作为清代文化史上存续持久、人数众多且影响颇大的著名文教群体的桐城派,因以古文名世而历来被视为文学流派;其实桐城派学者多有丰富的教育经历与主张,与教育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以"桐城三祖"为代表的早期桐城派学者在清代科举、书院等文教领域开展了积极的教育活动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考察他们的教育主张与实践,不仅有助于丰富对清代教育的全面认识,也有助于从源头上理清近代以来晚期桐城派在传统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种种表现的内在逻辑。     

桐城派形成原因之我见

关于桐城派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从客观的政治背景和现实环境谈起,兼及桐城先辈的历史贡献为积淀,促其产生的历史事件为契机,以一贯之的理论体系为精神支柱,核心作家的天才创造为动因,外围作家的主动汇聚为条件等几个方面来论述,以说明桐城派的诞生绝非单纯的某个原因所致,而是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各种因素交织而成的动态发展过程。     

方东树的诗体正变论

方东树诗体正变观受其雅正的诗学取向制约,强调变而不失其正,重视"变"对诗歌创新的积极意义,目的在于明确诗歌创作之正途,对清中期以后的诗歌创作有着重要影响。他继承了前人正变思想的合理内核,并与其通变论相结合,揭示了制约诗歌史发展两大核心要素,发展并总结了传统诗歌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