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面临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工作中存在着不够适应和不少薄弱环节,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章在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从高校所承担的基本职能入手,剖析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因,并探索了坚持以人为本的五条基本途径。     

从宪政角度看人大代表协助诉讼调解的正当性

近年来,福建泉州中院邀请人大代表协助诉讼调解的司法实践,在福建乃至全国都产生较大影响。针对这一颇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课题阐述了若干看法：着重从宪政角度分析人大代表协助诉讼调解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力图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剖析这一制度所蕴含的宪政价值,回应了部分学者对这一制度提出的一些质疑。充分肯定了人大代表协助诉讼调解的创新性、可行性。但在推广这一制度的同时,必须谨防它的副作用。在司法理念上,仍应坚持程序正义的大方向,必须给人大代表协助诉讼调解制度一个正确、合理的定位。     

罗布人传统生计方式及其变迁

在地域、环境、文化、技术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罗布人传统社会形成了以渔猎为主的生计方式,同时罗布人还尽量采取其他生计方式以弥补食物的不足。改革开放后,随着新的农业技术的引进和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罗布人的生计方式也在不断改变。     

人民话语与当代中国文学

不论从历史进程还是文学发展的角度看,"人民"始终是当代中国文学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而"人民话语"始终是一个核心话语,它不仅关涉当代中国文学的主题内涵、意义阐释,也连结着当代中国文学的生产、复制等过程.     

危险驾驶罪的诠释与适用问题探究

《刑法修正案（八）》将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具有恰当性,但未将“吸毒驾驶”、“无证驾驶”等同质性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对危险驾驶罪的司法认定,要从成立本罪的地域范围限制、对象限制、时间限制、具体行为种类及行为程度等方面进行。司法适用中要注意本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罪”相关罪名的衔接;对本罪关涉的程序、证据问题的处理,要注意公正与效率相结合。     

澜沧江流域彝族宗教信仰之崇拜研究——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象明彝族乡为例

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中,澜沧江流域的彝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信仰体系,他们对水、日、月等自然万物形成自然现象崇拜;对虎、蛙等动物形成动物崇拜;对毕摩、苏尼等形成人物崇拜;对灶君、仓笼神、火神、赶鬼寨等形成多神崇拜。这些都是其宗教信仰的基础,报告通过以西双版纳州勐腊县象明彝族乡为调研地点,通过查阅当地珍贵的资料、欣赏传统节目,采访彝族老人来探寻其宗教信仰的种类及根源,以便更好的从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信仰中寻找与其他宗教的异同点,期望为建设和谐、稳定的边疆作出贡献。     

永昌白族先民聚居史证——永昌《栖贤山报恩梵刹记》考

永昌《栖贤山报恩梵刹记》载有捐资修寺者苏庆父子事及其寺的格局,史证了白族先民曾在隆阳区,即古代永昌府聚居的史实;而记载碑文之《南园漫录》,则史证了白族先民在此地消失的开始。     

近十年来国内怒族研究综述

怒族是我国的古老民族之一,近十年来国内对怒族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对2000年以来国内有关怒族源流、民族关系、宗教、婚丧、民间文艺、教育、民居、世界观、节俗、经济等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类综述,以对前人的研究做一补充和参考。     

试论孟连傣族习惯法赋予拾得者权利的合理性——傣族习惯法研究之一

孟连傣族习惯法规定了拾得者一定的义务,同时也规定了拾得者的报酬请求权及一定条件下可以取得遗失物所有权的权利。这些规定与《民法通则》及《物权法》的规定很不相同,这两部法律均否认了拾得者的报酬请求权及取得遗失物所有权的权利。两相比较,孟连傣族习惯法的规定更为合理,既符合伦理学中人性类型的相对数量统计性规律,也符合经济学原理;同时,从实际效果来看,赋予拾得者这些权利取得的效果也更好。事实上,正因为法律规定的不合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拾得遗失物也未严格按法律的规定处理。     

The trajectory of the “Third World” in early modern Chinese thought

In this essay, I trace two aspects of the thought on the “Third World” in early modern China: how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revolution, and how to create a new China. While focusing on two trendy notions at that time, i.e. “Chinese revolution” (Zhongguo geming), and “nong country” (nongguo), I argue that the thought on the “Third World” in early modern China breaks free of the shackle of fashionable theories and draws upon local circumstances and China’s own repertoire of power when exploring an ideal of a new world. While the difficulty in confronting the “Third World” consciousness in today’s China is still overwhelming, the fact that we now remember “the spirit of Bandong” signals some prog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