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蝴蝶”的“技巧的政治”乎？——验证李欧梵眼中的王蒙“意识流”试验

王蒙的“意识流”试验在李欧梵眼里成了“技巧的政治”,与同在文学“意识流”问题上进行卓有成效实验的刘以鬯的文学观和审美观的比较中,可以见出此言并不怎么为过。     

论王安忆女性小说叙事的独特性

王安忆女性小说总是通过象征、暗示等手法去表现女性的人生经历以及她们的内心困惑、抗争,以凸现女性的价值意义,尤其是在她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纪实与虚构》、《乌托邦诗篇》、《长恨歌》等的诗意叙事中见出批判的力度和个性化色彩，语言也注重语用学上的意义。     

归隐派与名士风度——废名、沈从文、汪曾祺论

中国现代文学,自周作人始,即出现一种具有归隐倾向的审美情绪。废名、沈从文 和汪曾祺,就小说创作所体现的恬淡自然而言,似可看作周作人一脉;但是,废、沈、汪这三位具有 师承关系的作家,其对人生和自然的情趣,既超越了周作人,又各具鲜明的个性。通过对三人小 说创作的梳理,揭示其返归自然、返朴归真的哲学与审美追求及其相互的联系与差异,从而呈现 三位作家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独特的价值。     

略论汪曾祺小说文化内涵的两重性

汪曾祺小说恬静温馨的和谐之美中凝聚着儒道佛相互渗透的传统文化意识，体现了他所追求的熔铸了中和主义审美观的审美境界。同时，作家的人道主义情怀和现实生活赋予作家的切身体验又最终挣脱了作家的主观控制，沉重地表达出他对苦难人生的审美体验，呈现出难以抹去的悲剧色彩，从而构成了其小说文化内涵的两重性。     

再谈王维的“亦官亦隐”——与陈铁民商榷

陈铁民《也谈王维与唐人之“亦官亦隐”》一文，无论是谈王维的“亦官亦隐”押或唐人的“亦官亦隐”，都与历史真实不太相符合。无论是唐人现实生活中的“休沐度假”，押或唐人诗中的“吏隐”，都是不能作证王维曾经有过“亦官亦隐”的生活经历的。而王维之所以成为山水田园派诗人的突出代表，也并非如陈文所言是其“亦官亦隐”的结果所导致。     

论刘辰翁评点荆公诗之理论意蕴

刘辰翁评点荆公诗，为刘氏重要评点著作之一，因种种原因，较长时间以来一直为学界所冷落。本文依据蓬左文库本所存刘评，对其理论得失进行了较全面深入的总结，并对其理论产生之渊源、背景进行了纵横比较与探讨。     

《富萍》:人生的另一种审美形式

王安忆是新时期以来最具创造力、活力的青年女作家,她总能给不断变化着的现时代生活提供一种合适的审美形式。20世纪80年代,她寻找“我们的村庄”;90年代,她寻找“我们的城市”;90年代末期,她又退居于“我们的村庄”与“我们的城市”之间。《富萍》的创作则是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     

王昌龄获当时之诗名乃因七绝而非由五古--与骆礼刚先生商榷

骆礼刚先生在《王昌龄二题》一文中认为 :王昌龄获当时之诗名非由七绝乃因五古。笔者认为王昌龄引用己诗时多为五古 ,实是其向生徒讲授五古的做法时所致 ,而并非其有意推崇自己的五古。无论从王昌龄对七绝创作所投注的热情和所取得的成就来看 ,还是从当时诗坛五古创作的诗人群落及王昌龄在其中所处的地位来看 ,抑或从王昌龄七绝于当时多被诸管弦争相传唱的实际情况来看 ,王昌龄获当时之诗名确因七绝而非由五古     

论汪曾祺创作的"民粹"倾向

在汪曾祺的文学创作始终贯穿着对人民的认同与尊敬.汪曾祺赞赏什么,认同什么,喜欢什么,都充分显示了他对人民的敬仰和崇尚,体现了他的"民粹"倾向的创作底色.     

罗易与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新论

由于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泄密事件，罗易一直被认为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者之一，其实不然。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只不过是忠实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五月指示”泄密事件是当时共产国际右倾指导思想的必然产物。在革命危急关头，罗易冒险将指示内容告诉汪精卫，冀以争取汪精卫，亦是万般无奈之选择，但此时的汪精卫却正在同国民党右翼握手言和，欲以共产党人的鲜血作为对蒋介石的晋见礼，便抓住这个电报成了他反共的理由。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泄密事件的发生有其背景：一、“五月指示”是共产国际应罗易之请求而作出的给汪精卫以全力支持的“保证”；二、罗易之所以泄密是执行共产国际右倾指导思想的必然结果；三、汪精卫反共乃历史必然，罗易泄密只不过成为了汪氏推卸责任、委过于人的一个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