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国杰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理论贡献

罗国杰是我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也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奠基人。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深入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内容特征、研究任务、研究方法及其形成过程。对作为一门学科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研究和概括,推动了这一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有助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繁荣和普及。     

福建畲族民歌"双条落"的艺术特点

“双条落”是福建畲族具有复调特点的民歌,其产生有着自己的民族历史文化渊源,在艺术上形成了自身鲜明的艺术特征,其表现为：歌词题材结构的对仗工整、内容上的丰富多彩、演唱方法独特、演唱形式的多样化以及曲调音乐的鲜明特征。     

析王蒙《蝴蝶》的“三合一”叙事结构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泰斗级人物,王蒙的作品一直受到文艺工作者的重视。研究者往往从其作品的时代语境、作家的特殊际遇及其作品的时代意义入手,忽略了王蒙作品中叙事的生发策略与上述几要素之间的微妙关联。就此而言,文章的叙事研究对把握王蒙作品的整体内涵是必要而有意义的。     

“不滞”与“不离”:阳明心学视域下的良知与知识之辨

明代中晚期,"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转换为"良知"与"知识"之辨。一般的观点认为,阳明强调致良知的道德实践,故而对经验知识有所忽略,甚至是以德性消解了知识。也有学者认为,阳明虽强调致良知之工夫,但并未轻忽知识之价值,知识有其独立的地位。事实上,阳明在论述良知与见闻之知的关系时,明确有"不滞"与"不离"的说法:良知不依见闻而有,为见闻生成之场域,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见闻之知源于意、物的分化,为良知的客观呈现,故"良知不离于见闻"。究言之,阳明既非以良知取消知识而落入泛道德主义,亦非以知识泯灭良知而落入唯知性主义,而是在承认知识价值的同时回归良知本体之澄明。     

论汪琬散文思想中的"道"学观

汪琬作为"清初三大古文家"之一,其作品历来受到后人的推崇,而其关于散文理论的论述因散见于文集中,至今鲜有人论及。汪琬的散文以"道"为立论之根本,其散文的创作与实用、审美理论均以此为前提。汪琬兼及儒家和道家的"道"学观,将二者有机融合在一起,生成他的自然、道德之"道"和实用、致世之"道"。     

变法以图自强的法律观——论王韬的法律思想

王韬是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法律思想有两个源头：一是传统的儒家文明；二是来自西方思想的滋养。他的法律思想围绕着自强的目的，在宪法观、改革繁琐的律例、国际法观以及改革刑法及诉讼法方面都有创新。作为“亦新亦旧”的沿海知识分子的典型，王韬的法律思想也呈现出新与旧相互冲突的特点。     

派系斗争视野下的"1935年刺汪案"

汪精卫于1935年在南京丁家桥被刺。此次行刺由两广资助，王亚樵等策划，孙风鸣执行，主要行刺目标是蒋介石，第二目标是汪精卫。由于蒋介石未出席照相仪式，刺蒋不成即伤汪。曲折的逻辑背后隐含着复杂的原因。     

罗隆基与国家主义

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和环境的刺激,留美期间,罗隆基参与创建了国家主义团体———大江会,撰写了大江会宣言,阐释和宣传了大江的国家主义,即中国人民谋中华政治的自由发展、中华经济的自由抉择、中华文化的自由演进,并企图以国家主义来拯救中国。他的思想是幼稚的,但绝不是反动的,其基础是爱国主义。     

试析王弼与郭象"一""多"论之异同

"一""多"之辩,玄学家这里,所表达的不仅是事物的共性和自身的独特性,还直接体现了本体论的内容。玄学创立者之一的王弼,明确的将"一"与"多"解释成为"无"与"有","本"与"末"。而郭象虽然没有像王弼那样明确的提出"一"与"多"的概念,但是在他的"独化"论中论及的世界同一性的问题,同样也是"一""多"之辩的内容。二人所论"一"与"多",即世界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理论,有独特不同和相似之处。     

九十年代以来汪曾祺小说研究述评

汪曾祺是现当代小说史上一个具有独特风貌的作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清新质朴的艺术风貌仍是汪曾祺小说研究的重点,其成果主要集中在"文体特色"和"艺术渊源"的探讨上。思想意蕴的发掘是汪曾祺小说研究取得较多成果的又一个领域。研究方式的多样化,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丰富与拓展了汪曾祺小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