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无名氏研究的历时性考察

无名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位传奇性作家。无名氏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无名氏的作品才在中国内地陆续出版，无名氏才被认识和重视．从港台、海外和中国内地的研究情况看，80年代是无名氏研究的生发期，研究在谨慎开放中实现了可贵的突破，填补了研究、介绍的空白；90年代则是深化期，研究视野也更为开阔。评价定位更为全面、务实和科学。可以确信，在21世纪，无名氏研究将会更加深入，更多收获。     

谶纬及道教对玄言诗兴起的影响

道教和谶纬对玄言诗兴起的影响，过去曾经被人们忽视了。我们至今虽然还没能发现很直接的材料，以说明道教和谶纬曾经非常明显地影响过玄言诗，但至少可以从理论上找到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道教以道家学说为思想力量，组织起成千上万的民众，展开了推翻现政权的斗争，这给以反叛儒家经学为要务的玄学，无疑是一个十分有力的启示，而道教经典以韵句形式宣传其教义，则毫无疑问地充当了用诗歌形式阐说理论见解的玄言诗的最早典范；谶纬以五行生克来解释历史的演变，玄学又以推尊水德的道教思想为理论指导，二之间显然具有某种奇妙的暗合，而谶纬中一些以韵语表现的符咒和谶语，在内容及形式上都与玄言诗的避祸与诫勉意义相一致。     

吴祖光话剧的外来影响

吴祖光是我国著名的剧作家,他创作的剧本既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又有外来影响,如《风雨夜归人》中,有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契诃夫的《三姐妹》和高尔基的《在底层》中的追求,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捉鬼传》中剧作家不自觉地借鉴了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最后,吴祖光又大胆地拓展了自己的审美视野和戏剧思维方式,借用西方荒诞剧的艺术手法,创作了荒诞喜剧《嫦娥奔月》。     

试论冯至《伍子胥》中的和谐社会理想

自然、社会和人自身发展的和谐平衡,是冯至用诗人的眼光进行小说创作的重要关注点。作者以中西融通的视野,在20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用形象的小说文笔对心中久巳向往的理想和谐社会进行了畅想。其内涵表现为教化兴邦、高尚的人格、纯净的人性和人际关系等方面。     

伍廷芳与清末修律

伍廷芳以其独特的知识背景和从政资历，得以参与清末修律。他在修律的发起、准备阶段(1902—1906年)，将近代商律引入中国，删订旧刑律，尝试订立近代性的诉讼法，显示出促进清律实行近代变革的方向性、并使这种方向得到一定的贯彻，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对他所起的作用也不能过于拔高。     

汉武皇权向政府权力的渗透

汉初皇权是一种“共天下”理念支配之下的有限皇权。这种相对皇权,到景时期已开始出现初步的变革。到景帝末年,随着军功集团退出汉初政治舞台,汉代政权出现了真空。武帝即位后,汉初三权并立的结构已逐渐松动,为武帝加强皇权提供了客观的条件。武帝皇权向政府权力的渗透,主要是通过中朝官制度以逐步分解相权。通过“加官”将原来属于中朝官的职称加在朝臣之上,使之得以参与机要,由此构成心腹近臣组成的“中朝”,以分割相权,这便是中朝官制度。     

评吴稚晖“反传统”的道德观

在“科玄”论战中，吴稚晖较独特地提出引入西方的“新”道德，来取代传统的“旧”道德，并把道德作为证判化优劣的标准，这种观点的提出，一方面是由于从旧学中跋涉出来的吴稚晖窥视到了中国伦理化中的劣性，另一方面，也是对论战中张君劢崇尚的宋明理学“精神明”的矫枉过正，但由于他否定了中国传统道德的合理成分，所以他的反传统的道德取舍只能是一种非理性的批判。     

百年吴趼人小说研究述评

近百年来的吴趼人小说研究经历了20世纪前20年的滥觞期，20—40年代的学术奠基期，50—70年代的泛政治化与狭隘化时期及80年代以来的复苏与发展期，积淀下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迄今为止的吴趼人小说研究之整体水平还不高，这一研究现状与吴趼人作为晚清首屈一指的小说大家的地位很不相称。     

唐代敦煌高僧悟真入长安事考略

张议潮收复敦煌,委派沙州都法律洪辩的弟子悟真入朝。悟真在长安游览佛寺,与京城高僧大德见面,吟诗赞诵,极一时之盛。敦煌遗书中有若干史料记述此事。本文对相关写卷进行了叙录,对涉及的佛寺、僧人及有关诗文进行了考证。     

吴、越文化融汇的古代例证--伍子胥文化的层累透视

春秋时期与楚文化、吴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伍子胥，后世成为越地的钱江涛神，从而成为吴、越文化交相融汇的古代例证。本文分析了伍子胥文化的层累现象后，指出今日长三角地区的主体文化就是吴、越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