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以语言为文化意蕴的现代汉语写作

汪曾祺将传统文化、民间文化融合于现代汉语写作中,作品的语言极具特色,尤其在文言与白话的融合方面达到了自然浑融之境。他的语言适应特定的题旨情境,展现了独特的文化意蕴和审美追求,实现了对语言工具性的超越。标志着现代文人在文学传统上的继承、复兴与成熟。     

文化使命感与问题意识--王水照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

王水照的人生道路历经坎坷和磨难,学术生涯几经波折和反复,但仍然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五大领域:一是苏轼研究,二是散文研究,三是宋词研究,四是专题性的综合研究,五是钱锺书研究。他肩负高度的文化使命感,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进入传统学术和现当代文化的现场,以深邃的阐释学意识,用清透精当的语言,为唐宋文学描绘出深广的文化背景、思想图景和学术地图,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从而凸显出学术的主体性、特殊性和个体性。     

试论王树楠对新疆货币思想的贡献

本文试图从对历史文献的解读中，探讨王树楠对新疆货币思想的贡献，从而加深对新疆近代货币思想变迁的认识，继承和发扬新疆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为当前的经济建设作一有益的借鉴。     

王安忆小说中的移民书写

外来移民(主要指来自国内各地的务工人员)对于上海的城市发展来说,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可以说,上海百年来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移民史。作为上海作家,从创作初期开始,王安忆就一直关注着身边的这一特殊群体。自80年代的《鸩雀一战》、《好婆和李同志》到2000年的《富萍),王安忆的移民书写逐步体现出一种对上海由“认同”到“背离”的写作姿态。文章拟对这三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小妹阿姨、李同志和富萍三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移民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来梳理王安忆这种书写姿态的转变,以探寻这种转变背后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     

论王昌龄诗中的月亮意象

月亮是中国古代诗词中最常见、最典型的一种意象。王昌龄诗中月亮已不是纯客观的自然实体 ,而是有了不同思想内蕴 ,在规定的语境中被赋予生命、情感与灵性 ,展示了各种各样的情感流程与鲜明的价值取向。     

略论唐末五代王闽政权的职官制度

唐末五代，王审知及其子孙统治福建近半个世纪。本从王闽政权所实行的职官制度的角度将其统治分为三个时期，并对各个时期的职官制度进行探讨。第一个时期自公元898年至908年王审知继王潮任唐威武军节度使统治福建，政治身份是唐朝的地方节度使，其属官完全依照唐制，受唐王朝任命。第二个时期自公元909年至925年，王审知受后梁封为闽王，福州升为大都督府，王审知便以闽王的身份统治福建，虽然自命职官，但向中原王朝称藩臣，使用中原王朝年号，定期纳贡，是称雄一方的地方割据势力。在中原动乱的情况下，王闽政权实行保境安民、发展生产的政策，福建的经济化迅速发展。第三个时期自公元926年至945年，王审知死后，其长子王延翰自称大闽国王，立宫殿，置百官，威仪物皆如天子之制。尔后王氏兄弟子孙为争夺帝位，日寻干戈，相互残杀，内乱不止，政治腐败，势力日削。他们所实行的职官制度完全是独立的国家之制，自称国王，下置宰相百官，终于导致王闽政权的灭亡。王闽政权各个时期实行的不同的职官制度与其治乱兴衰有很大关系。     

关于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四个历史问题的考证

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王尽美共接受11年学校教育,先读了4年私塾,又插班读完初等小学,接着又读了2年高等小学,接受了3年师范教育,并没有取得山东第一师范学校的中师毕业文凭,所以,王尽美是高小毕业;1923年前后,王尽美离开山东与尹宽、陈独秀没有任何关系;王尽美病故前对同事是有交待的,对此还需进一步挖掘。     

走出王弼自然论研究的误区

王弼的"自然"所取的乃是"自动然"之意,换一个说法也就是"无为,"但是这里的"无为"并不是不作为,它更确切的涵义乃是无意为、无心为,说的更明确一点也就是不作意。这乃是宇宙本体(大道)与天地万物共有的属性,把它视为任何其他东西都是不正确的。前人所以对王弼的"自然论"思想产生误解,除了对文本的阅读不够仔细外,"五四"以来所形成的西方思维模式的影响无疑也是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权力结构运作与权力重心的转移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中央权力结构重心遽失,权力斗争骤然加剧。结果,胡汉民“失却了把握中的国府主席”。中央权力结构重心遂由胡汉民移向汪精卫。8月,“廖案”以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地位暴升,中央权力结构重心再由汪精卫移至蒋介石。蒋介石意外地成为中央权力重组的最大赢家。中常会成为新的党权核心。这是党权内争、党权与军权博弈之结果。     

汪康年与转型期知识分子的角色特征

随着戊戌变法和庚子中国议会的失败,汪康年对自己以前的活动和中国变革的前景进行反省。他认为,政府的专制集权会侵犯民众的利益,必须利用舆论对它进行监督;同时民间的过激行为又会干扰政府的改革进程,因而对民众运动也应该加以限制。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汪康年选择了中间立场,试图通过报刊舆论对二者进行双重的监督和调解,这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转型期知识分子所共同具有的角色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