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与沉默——论王小波作品的主体话语救赎

"逃于言"是王小波特有的一种"言说"策略。王小波利用"逃于言"的策略,一方面阐明了写作的意义,另一方面借助沉默的力量和黑色幽默的叙事智慧来抵抗话语管制和主体异化的消极后果,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主体的话语救赎。     

王鼎其人考证

学界对王鼎的考证笔者只见于陈述先生,但陈述先生所用史料未利用《辽代石刻文编》中《固安县固成村谢家庄石桥记》,而且研究略显简单,笔者认为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论董仲舒与王充人性论思想的内在趋同

人性问题是董仲舒与王充哲学思想的重要命题之一。二者从最原初的生存状态着眼对性做出概念阐释。在善恶来源方面,董仲舒以阴阳定善恶,提出性生于阳为善,情生于阴为恶;而王充以渥泊(厚薄)作区分,情性同生于阴阳之气,禀得渥者为善,禀得泊者为恶。董仲舒将人性分为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王充同样明确将人性划分为上中下三等。他们认为,中人以上、以下之性不可改变,可以改变的只是中人之性。基于这一理论,二者主张通过教化(具体表现为学校教育)来改善人性,以期实现风尚淳朴、社会安宁的大治局面。     

王夫之对孙子军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王夫之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借鉴吸收孙子军事思想,并对其加以继承发展。王夫之继承孙子"慎战"思想,对战争持审慎态度,认为要兴盛取胜,必须推行仁德,这才是兴国治军之根本。继承发展孙子"任势"思想,强调作战要因势制敌。继承发展孙子"五事"中"法"的思想,重视足食足兵,教兵备战。此外,王夫之还发展了孙子有关主、将、卒的作用和相互关系思想,重谋思想以及奇正思想。王夫之的军事思想是在吸收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优秀传统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我国传统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王夫之的潘岳、陆机比较批评分析

在潘岳、陆机比较批评历史上,王夫之的批评颇具特色。他许以潘岳为俗:从创作内容、创作目的、主体诗气、艺术表现形式等俱是如此。他还认为陆机的诗歌创作以与弟陆云俱入洛为界分为前、后期,前期创作符合王夫之标举的雅的规范,且体现了晋宋风味这种诗美,而后期创作与潘岳一样,体现着俗。由此可知王夫之的潘、陆比较批评乃是早期陆机与潘岳的比较,批评的结果乃是雅、俗之别。如此鸿沟批评在潘、陆比较批评史上为第一次。如此批评也体现着王夫之诗学思想的某些独特性。     

黄自"四大弟子"艺术歌曲及其二度创作

黄自及其"四大弟子"贺绿汀、江定仙、陈田鹤、刘雪庵的艺术歌曲创作开创了中国艺术歌曲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初的一个辉煌时期,"四大弟子"在继承了黄自艺术歌曲创作传统的基础上,具有追求技巧的准确精炼及较高的艺术性普遍特征,同时又分别具有着各自不同的创作风格及个性.     

黄际遇执教国立青岛/山东大学时期治学行谊述略--写在黄际遇诞辰130周年、逝世70周年之际

黄际遇是民国数学教育界的泰斗和骈文教学的名家。他在任教武昌高等师范学堂、广州中山大学、国立开封大学之后,1930-1936年寓居青岛,先后任国立青岛大学理学院院长、国立山东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在杨振声辞职期间出任青岛大学校务会议临时主席,是20世纪30年代青岛教育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学术大师。黄际遇一生治学行谊素为海内外学人推崇,被誉为“博学鸿才真奇士,高风亮节一完人”。     

主体退却的诗意消解--以周作人、汪曾祺的文学创作为例

从周作人早期文学创作与汪曾祺的文学创作出发,勾勒并比较周、汪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同,及其在诗意消解中文学创作的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代表之一的周作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却主张“闭户读书”,撤出启蒙“广场”回归“民间岗位”,从事翻译和小品文写作。汪曾祺则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其世俗化的乡土小说洋溢着浓郁的人文气息,被称为不合时宜的“亮色”、知识分子桃花源、从大俗到大雅。在时代“共名”面前,他们的创作呈现主体退却的姿态,周作人、汪曾祺即使选择归隐,但其作品也始终脱离不了对“人”的关怀,这种超越历史、超越现实的关怀也是许多当代知识分子向往和追寻的精神高地。     

《黄炎培日记》中职业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对《黄炎培日记》及其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整体分析后,主要摘取华文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第5卷日记中部分具有代表性诗歌,试图对此诗歌进行重点解析,从文学角度探讨教育家黄炎培的伟大人格与大职业教育思想,并总结梳理出黄炎培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以期为新时期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提供借鉴。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系统论分析

从系统的整体性理解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可知：“知行合一”是一个由目的、手段和根据构成的有机整体;知行的本来体段就是合一的,而语言的遮蔽、私欲阻碍和析心理为二的剧场假相,使得知行分离,这三者都背离了“致良知于事事物物”的要求;个体要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就必须在事亲事君、交友治民等具体实践中,通过致良知的努力,体认知行合一的真谛,为善去恶,成就个人的德性,这样才能实现安天下之民的目的。从系统的层次性审视阳明哲学可见,阳明虽然看到了个体的知和行、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心的社会性和个性、道德的自觉和自愿、为学和生活等两两之间,都是一个有机整体,但受时代所限,其伦理学说系统仍然只有社会关系和伦理政治两个层次,缺少了物质生产这个根本层次,故其知行合一说的深度和说服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