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宫观建筑中的养生意蕴

道教宫观除了作为道教信徒讲经习道、从事宗教活动、聚居的场所之外,还有着丰厚的养生意蕴。具体表现为:道观的选址讲究养生之功、道观的布局遵守养生法则、道观的色彩装饰注重养生之喻、道观的建造以神仙宫阙为蓝本。道教宫观以此方式,来实现人们对于身心康泰的追求及表达对长生成仙的追求。     

蒙元时期的“守宫”与今日成吉思汗陵的渊源关系——兼论成吉思汗陵的性质

成吉思汗去世之后,其四大斡耳朵由后妃们依次继承。元朝建立后,元廷封甘麻剌和他的子孙为晋王,镇守漠北,兼领四大斡耳朵,史称“守宫”。以往的学术研究往往从财产的继承角度研究这一现象,却没有触及它的本质问题,即用途问题。翻检《史集》和《元史》,不难看出,保留是为了祭祀之用。新近的考古发掘进一步验证了这一事实。成吉思汗四斡耳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八白室和今天的成吉思汗陵性质相同。均为成吉思汗灵庙,是蒙元时期遗留下的守宫制度的产物。     

西汉闽越王城地望之新见

西汉闽越王城地望之争，历经近80年的争辩，有浙南说、福建福州或浦城说等等，今从古代典籍、配合考古资料，并用新的史学视野来分析，则西汉闽越王城地望当在今福建武夷山，从而破解这一悬案。     

倾注血泪写宫怨──王昌龄宫怨诗简论

王昌龄在其著名的宫怨诗中塑造了一系列悲苦哀怨的宫女形象，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较高的艺术性。诗人在对幽囚的宫女深表同情，从而唤起人们对罪恶的嫔妃制度憎恨的同时，也深深地寄托了自己一生坎坷、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     

《说文解字》与居住民俗文化--《说文》汉字民俗文化溯源研究之六

古汉语造字取象的具体直观性和义理概括性,可以为考察古代民俗文化历史提供科学而有价值的信息.在<说文解字>中,巢部、穴部、宀部、门部、囱部、土部、木部、片部等部首字群很多都与我国古代居住方式、建筑格局、建筑材料等民俗文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论初唐宫廷文人山水诗

初唐宫廷文人诗歌研究历来易被忽视 ,整体观照其山水诗的流变 ,更是罕有论者。综观初唐宫廷文人的山水诗创作 ,其理论核心是性情声色的统一 ,其推动力是崇尚自然的审美趣味 ,而形式的完善、意境的开拓和艺术经验的积累为其外在表现。初唐宫廷文人以自己多方的创作实践 ,促进了盛唐山水诗高潮的形成 ,为整个山水诗的演进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心灵深处的悲歌--浅谈"宫怨诗"

宫怨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特殊领域.它的主人公是生活在皇宫大内的后妃、宫人.宫怨诗的作者既有后妃宫人自身,又有一些文人.本文通过对宫怨诗的基本内容及其内在情愫的探讨,从而揭示其深层的文化底蕴.     

论宫体诗及其初唐新变

宫体诗又被称为南朝艳歌,它在南朝的文坛上可谓是姹紫嫣红。宫体诗作家们创作了众多作品,其中不乏表现纯情、真情之作。宫体诗在南朝之后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在人们的继承中不断进行着新变,这一点在初唐表现得最为突出。由于时代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宫体诗从描写的内容、表现的手法,以及作者群都发生了改变。新变后的诗体既符合当时人的审美,也符合大唐一统的气象,为迎接盛唐诗歌时代的到来做了充分的准备。与此同时,宫体诗也彻底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新变中求得了重生。     

明代时期宫廷与西藏地方间之密切关系

明代时期,帝王出于政治或兼宗教信仰的双重原因,对西藏各教派僧俗首领"多封众建",并明确建立了定期朝贡制度;而与此同时,西藏高层僧侣出于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利益,不断赴京纳贡。由此,明代宫廷与西藏各地方教派间的交往密切而频繁,这种交往有力地加强了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政治经济的广泛交流,从而为双方文化艺术交流的大规模展开奠定了基础。     

男诗人:女性话语的深化者——唐代宫怨诗创作主体考察之二

唐代宫怨诗以作者身份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女诗人的自我抒发与男诗人的代言之作。男诗人的代言之作构成了唐代宫怨诗的主要部分。这些男诗人的宫怨诗从内容上可分为宫人之怨、政治失意之怨、外嫁之怨等三类,多采用代言体的形式,其双重的心理机制使他们的宫怨诗并未与女诗人的宫怨诗有阻隔之感,反而深化了女性的话语特征,促使了女性主体的确立,强化了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是唐代宫怨诗中最有文化价值与文学价值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