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事变中力量纠合的文化内因

“玄武门事变”一直是唐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与以往诸研究不同的是，作没有囿于政治史的视角，而是将这一事件置于唐初社会化大融合的背景中去探求事变双方力量纠合的原因。在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剖析的基础上，作又对李建成、李元吉、李世民的化倾向(intendency)作了细致的分析，认为化取向的不同，也是导致中间力量李元吉倒向李建成而不是李世民的深层原因之一。     

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合力

发生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在当时极其紧张和复杂的局势中,能顺利得以和平解决,是多种合力与诸多因素造成的.文章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得出了比较符合历史实情的科学答案.     

天津事件：战时中英日三角关系个案研究

发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英日“天津事件”，极彰显地展示了战时中英日三方关系互动的基本轮廓。从这一事件交涉的结果而言，中国为最大的受害者，英国为最大的输家，日本则为最大的赢家；从这一事件交涉的全程而言，它表明了战时中英两国之间同盟关系之不稳定性，亦典型地体现了英国在远东地区之绥靖主义政策，以及英日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之激烈争夺，本文正是以这一事件发生发展之过程为轴线，试图构建战时中英日三者之间微妙关系的“历史图像”。     

新媒体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以厦门PX事件为例

厦门PX事件是新媒体汇聚民意、表达民意和影响公共决策的一例典型事件。本文通过深入分析该个案,发现以网络论坛、QQ群组和手机短信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既为民意表达创建了平台,又为利益群体参与博弈提供了可能性,促使公众、专家、企业和地方政府在公共决策方面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从而推动地方治理趋于善治。     

九·一八事变与国民政府警察职业教育——以浙江省警官学校为中心

国民政府时期的警察教育是中国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省警官学校作为警察教育变革的试点,其治学理念与办学措施的转变清晰地反映了警察职业教育与抗日战争的复杂关联。浙江省警官学校在建校初期,以培养现代职业警察为根本宗旨。九·一八事变后,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办学理念转变为储备战时特种警察。九·一八事变是导致国民政府警察职业教育理念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在"以军管警"的理念桎梏下,国民政府所谓追求警察机关"独立超然"地位的理想注定是一种虚像。     

论"中山舰事件"的和平解决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各种矛盾激化，各方剑拔弩张，大有流血冲突乃至战争一触即发之势，然而，令人意料不到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事件却和平地解决了。传统文学观点忽略了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并否认该事件和平解决的历史作用，这种观点是不客观、不全面的。我们既要承认事件的和平解决使蒋介石获得了不少的利益，又要承认对当时的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和中共力量的保存和壮大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作用，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1995:胡风事件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

胡风事件为20世纪中期以后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提供了标准的运动范式,并在其后数十年间的流变中作为元典与之同构;而对于胡风全面平反的一再推延及淡化处理,则呈现出事件消解的迟滞,表明其主流意识形态解构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在这期间,对于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心态及其命运都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基于关键事件法的虚拟品牌社群顾客间互动行为研究

运用关键事件法对虚拟品牌社群顾客间互动行为进行探索性研究,结果显示共有建议与帮助、认同与共鸣、友好态度、干扰与争执、负面态度和问题未解决6大类16个子类的顾客间互动行为.以此为基础进行量表开发,信度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以及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最终量表包括6个维度23个测项并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广州非典型肺炎事件中的流言传播调查

通过 2 0 0 3年 3月 8日至 9日对广州非典型肺炎事件中的流言传播现象实施入户调查 ,得出的主要结论有 :流言的传播渠道主要是人际传播中的亲身传播。流言的核心成分是真实的 ,流言中的细节大都是虚假的 ;二者综合作用 ,造成这样一种状况 ,即公众试图对这种不明疾病加以防范 ,但因缺乏足够的正确信息 ,无法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 ,同时也引发了公众的恐慌心理。流言的真实部分得到正式渠道的证实后 ,即成为“消息” ,虚假的部分被否定后 ,仍以流言的形式存在或消失。流言扮演了“反权力”的角色 ,即它迫使“权威”的正式渠道作出公开回应。流言发展到一定程度 ,已完全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 ,正常社会生活无法继续下去 ,最后 ,危机促成转机 ,政府和媒介开始转变态度 ,对病情作了大量公开报道 ,“非典型肺炎事件”从最初的流言传播、公众恐慌 ,转入政府部门采取积极措施进行防治的新阶段。     

陌生人社会的出路——三鹿毒奶粉事件引发的法律思考

本文从“陌生人社会”这一社会学概念入手,直面三鹿毒奶粉事件折射出的法律问题。通过系统比较陌生人社会和传统熟人社会之间的差别,笔者认为,替代“个人信任”的“制度信任”呼之欲出。人们对于规则的强烈渴求,使得法治的重要意义再次凸现。唯有法治才能在社会中建立起普遍有效的制度信任机制,以成功实现从熟悉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避免三鹿毒奶粉类似事件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