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事件后国民政府的政治调整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持续数年之久的对日孤军作战局面宣告结束。国民政府立即作出反应,制定了与英美等国联手打败日本的外交战略;同时,为了增强抗战力量,国民政府在政治上也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如加强全国总动员,加紧推行地方自治,调整政治机构及国共关系。这些调整有其必要性,对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同时也使国民党、蒋介石的权力更进一步集中,限制了各种社会力量及国民党党内中下层甚至部分上层积极作用的发挥,使国民党日渐僵化和缺乏活力,从而埋下了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某些隐患。     

历史回忆与历史真实——《张学良世纪传奇》读后

张学良是对 2 0世纪中国历史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他关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不能以此作为历史记载的根据。以张学良自述为基础写成的《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由于在史料选择上过分偏重张学良本人的回忆 ,因而在“九·一八”不抵抗、“西安事变”等历史事件的记述上和大量第一手资料显示的历史真相存在距离。这提醒我们 ,历史回忆不等于历史真实 ,对任何人都是如此     

试论张学良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西安事迹是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关键。在这一事件中，张学良以他特殊的地位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人物。本文试图对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的思想转变，特别是他发动西安事为和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巨大贡献作以探讨。     

论“一·二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兼与“九·一八”事变对日政策比较分析

国民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实现中日停战,然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为此,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与外交方面多管齐下。显见,此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既折射出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说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了微妙调整。然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核心仍是基于依赖国际调停的方式来解决中日争端,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看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危机应对模式

面对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首先确定了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危机应对的价值取向;启动了危机应对的机制,对内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制,统一了全党认识,对外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更多更强的抗战力量;最后实施了正确的权力前移策略,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西安斡旋,成功地促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之成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危机应对的成功范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危机应对的政治智慧。     

庚子国变与晚清时事小说

晚清庚子国变发生后,当时的小说家对这一重大时事投以了极大关注,有多部作品问世。不过因作者主体位置、关怀现实与世变角度的不同,以及艺术技巧的巧拙高低,诸多庚子事变小说呈现出不同的面目。从另一方面看,庚子国变小说相当集中地体现了当时民众对于这一家国劫难的认知和判断,反映了存在于底层社会的生动复杂的观念世界。同时,由于这一引起巨大创痛的时代变乱牵动心灵极广,故而也颇能由作品见出千百万生灵的血泪悲欢,以及时代人心、民族心理的趋向。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东北海关的劫夺

九·一八事变后,作为中国东北经济门户的海关也成为日本侵略的对象。日本通过操纵伪满洲国,向各海关派遣日本顾问和封锁税收,将积存各银行之税款没收,以优越力驱逐各关税务司,强制接收各关。与此同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所代表的英国等国对日实行的绥靖政策以及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均对日本的侵略野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论9．11之后的美国学校公民教育

美国学校的公民教育历史悠久,且深入人心。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学校公民教育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深化爱国主义的内涵,寻求国民身份共识;联邦与州政府通过立法、立项,加强对学校公民教育的管理与支持;学校注重围绕公民知识、公民技能、公民气质,进行综合培养与训练。     

蒋介石“软禁”周恩来质疑

长期以来 ,我国史学界有一个几成定论的说法 ,即 1 92 6年 3月 2 0日中山舰事件当天周恩来被蒋介石“软禁”了。但经过查阅和分析中山舰事件的有关资料、考察周恩来在中山舰事件当天的行动 ,表明中山舰事件当天周恩来并没有被蒋介石“软禁”。     

高校图书馆服务质量管理研究综述

目前,图书馆在其服务质量的内涵界定以及测评研究等方面存在很多困难。主流观点认为服务质量可以通过顾客感知来定义和量度,方法是建立在SEVQUAL基础上的LibQUAL＋^TM模式、简洁实用的SERVPERF模式和基于事件测量的关键事件技术。虽然3种方法各有优劣,但都普遍缺乏从内部考查服务质量的措施,因此,仍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服务质量的内涵,探讨服务质量综合评价模式,以及进行服务补救等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