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艺术对于西安新建人文景观的意义

中国书法作为我国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以其丰富多彩的形式美和深厚的意蕴,为人们传达信息、陶冶情操和美化景观环境。陕西作为中国书法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和中国书法的重镇,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西安市在近年来新建的众多人文景观中很好地融入了书法艺术,不但增加了景观的观赏性,提升了景观的吸引力和审美层次,而且彰显了书法的魅力和文化的价值。     

从《白鹿洞赋》看朱熹的诗意栖居

朱熹《白鹿洞赋》是辞赋类文学中的精品,在辞赋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朱熹是诗人思者,他关于白鹿洞的言说也就是他关于人格养成的诗性言说。朱熹的人格极为丰满,其显著特点是雍容不迫,宠辱不惊。这种特点表现在其诗作中就是淡泊而有味,清通而绵长。朱熹一生诗意地栖居于其尚淡而清通的诗歌之中。从朱熹的诗意栖居出发,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从而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之中保持大众化的姿态,诗意地栖居在这变动的世界之中。     

新安理学盛衰始终的内因探微

新安理学的盛衰始终,除了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历史条件等外部原因外,还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主要表现为新安理学初始即具有的对朱子学尤其是朱熹本人的尊崇以致于迷信。这一内在原因,深刻地引导、规定和制约着新安理学的存在和发展。同样身为新安学者的戴震,以“志存闻道”为治学旨归,并通过考据学方法,揭示了程朱理学援引老庄、释氏诠释儒学经典的实质,以及因此对儒家思想所造成的巨大危害,从而在根本上颠覆了程朱理学接续孔孟道统的传统观念,消解了新安理学得以成立的思想理论依据,新安理学因此而告终结。     

“知在先”与“行为重”：朱熹知行观探究

朱熹的知行观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知行相互依赖（“知行常相须”）,二是知先行后（“论先后,知在先”）,三是以行为重（“论轻重,行为重”）。这三个方面是从不同角度立论的：知行相互依赖是总原则,知先行后和以行为重是具体操作;知先行后强调行以知为指导,以行为重突出知依赖行的贯彻。朱熹知行观的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因而不可将任何一个方面孤立或夸大。王守仁对朱熹的指责恰恰是犯了将其中的一个方面“论先后,知在先”孤立看待的错误。     

刘瑾对朱熹诗经学中赋、比、兴与淫诗说问题的阐发

刘瑾为元代申述朱熹诗经学的重要学者,他对朱熹诗经学的阐发表现在羽翼与批判两个方面,本文试从赋、比、兴与淫诗说两个重要问题入手,将刘瑾对朱熹诗经学的阐发进行梳理。     

朱熹礼学的经世倾向

朱熹礼学具有很强的经世倾向。朱熹主张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不能拘泥于礼书和古礼,使礼的精神与时代的变迁相符合。其变通古礼和简化古今礼的主张,正是为了让礼能够更加切实有效地为现实社会所采用。《家礼》和《仪礼经传通解》体现了朱熹的经世理念,通过这两本书,朱熹将修身与治国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套内外兼修的礼治思想体系。朱熹强调礼的践履性,并做了一系列的努力。     

朱熹《四书集注》通行清代之原因及评价

清代虽以"汉学"著称于后世,然而有关四书的研究却始终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大宗,汉魏古注一直没能占据文化界的主流。除了外因科举制度外,更自有其内在的因素。朱注较之汉魏古注有三大优点:一是在义理上适应了后期封建社会的需要;二是在审文义上远轶古注,训诂考据亦大体正确;三是简明。可见朱注之通行,符合学术的自然规律。但值得注意的是,汉魏古注的"精华"大都在朱注中继续焕发着活力。从纯理论上看,一部书的诠释空间限制了其注本之间的差异。宋儒与清儒的起跑线没有绝对的、不可逾越的差距,朱学王学在义理上的分歧所占四书五经章句之比例亦微乎其微。只有达成这种认识,我们才可能全面地认识和评价清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依然通行的原因与意义。     

《论语集注》音义初探

《朱子〈论语集注〉初探》一文认为:《论语集注》在注音、释义方面是以唐初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为依归"。其实,对于《释文》的注音,《集注》是批判地继承;《朱注》在释《论语》经义时,只是偶尔采取《经典释文》之说,更多的是采择比《经典释文》早的古注、小学类的书的释义以及其它较早文献的解释。     

试论“朱子读书法”及其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朱子读书法”是朱熹总结出的指导学生读书学习的经验,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六个方面,贯穿着对教学方法、读书原则、学习策略、学习态度等方面的理念。文章通过对“朱子读书法”各个方法的剖析,提出了四点启示,藉此希望对我国高等教育提供借鉴意义。     

朱熹的司法思想探析

朱熹有关司法领域的认识,在他的整个法律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论述全面,从司法精神、审理原则、判案标准到量刑力度和惩处方式都一一涉及。当中不乏保守、落后之处,但亦有很多内容对我们时下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