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翰《西岩集》补阙宋诗人研究的资料价值和诗论意义

张之翰是由宋入元的遗民诗人。他的《西岩集》里保存了一部分宋末诗人的珍贵资料,这些资料可以弥补《宋诗纪事》、《宋诗纪事补遗》、《宋诗纪事续补》、《宋诗纪事补正》直至《全宋诗》之遗佚。而那些对于这部分诗人、诗作的评论,则又可以为《宋代文学批评史》尤其是宋代的诗论史,提供重要的参考。     

忏与悔的嬗变——从鲁迅《伤逝》到东西《后悔录》的叙事伦理

鲁迅《伤逝》与东西《后悔录》的忏悔叙事以独特的话语结构显现着中国文学叙事伦理的结构形态及其建构的历史轨迹。从《伤逝》真诚忏悔的悲壮到《后悔录》无奈后悔的荒诞,忏悔叙事的现代嬗变在两部作品之中建构了不同自我与他者关系,形成了文学书写的不同伦理形态。     

今西安城是“明城”还是“唐城”

今西安城是在唐皇城基础上筑建而成,但与唐皇城并不完全重合：西、南两个方向是利用原唐皇城城墙旧基,而东、北两个方向却分别向外拓展。其“拓城”工程实施于何时,说法不一。《明太祖实录》栽有明初耿炳文、濮英等“拓城”之事,现今多据此认为今城定型于明初,是为“明城”。而清嘉庆《成宁县志》据五代后周显德二年《永兴军牒》等文献记载,认为西安城自唐末天祜年间韩建筑“新城”时即“已越皇城而东,与今城无异”,即今城定型于唐末,是为“唐城”。本文对此两种说法及其依据作了较为深入的辨析。     

论钱穆对朱子学“乾道”学术品格的判定

“格物穷理”在朱子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钱穆也如此认为,只是钱穆又从“乾道”的高度定性了朱子学的“格物穷理”。在钱穆看来,汉唐诸儒及宋明理学诸儒多在无头坤道上用功,只有朱子能从“乾道知处从头做下”,能开创。钱穆本人虽然对朱子学的“乾道”学术品格论述不多,但对朱子学的此一“论断非常重要,因为钱穆所理解的“格物穷理”即“乾道”精神,与传统儒学、宋明理学的“切问近思”、“性即理”等思想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内涵非常丰富。     

朱熹理欲观之再认识

朱熹的理欲观既继承了先儒关于“理欲之辨”的思想,又适应时代的需要对其作了阐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欲思想。具体而言,朱熹提出了人在“明天理,去人欲”上的理性自觉,“人欲中自有个天理”,“天理人欲,同行异情”,以及“以理节欲”的修养论。朱熹的理欲观对于今天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习仲勋对法治建设的贡献初探

习仲勋参与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多项法令文件。建国后,他参与起草、修定共和国宪法,领导制定了多部法律,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司法为民、司法公正等法治思想,这对今天的法治建设都有借鉴意义。     

朱熹知识论的伦理说教与理性之光

在朱熹的知识论中,他很是强调以格物致知之功,穷究天下万物客观之理。通过格物以完成其道德上的目标,这体现了朱熹知识论的伦理说教性;追求知识,则凸显了其知识论中的理性之光。朱熹知识论思想的这一双重特性,把世人引向了一个无限的知识与道德互发的高峰。     

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西安城门命名

语言是文化大系统下的子系统及其中的一个载体,是人类文化的重要体现方式.西安城墙从建立伊始至今已逾千年,尽管载体的功能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诸多城门名称所蕴含的中国人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髓,却丝毫没有改变,它依旧体现着华夏民族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认识.     

北宋郭煕山水画的艺术特征与成就——略论郭煕的《溪山楼阁图》

郭煕的山水画继承前代传统,师法造化,真实探索自然山川的奥秘,对中国山水画观察、表现自然的方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溪山楼阁图》,将宏伟奇险的山川景象和精工之极的界画楼阁融为一体,表现出画家丰富的艺术创造力,在皴法、树法、墨法、章法等表现技艺上,对前人的传统进行了大胆的创造变革。山体远取其势,近取其质,雄伟壮观;杂树表现丰富,层层推远;楼阁一笔不苟,井然有序;留白连天接水,上下呼应;设色古雅沉稳,层次分明,表现出画家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为北宋山水画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郭煕提出的"三远"理论和艺术实践,是他对中国山水画作出的最大贡献。"三远"不仅科学合理地结构了画面的布局形式,而且还指向了一种精神的追求,超越客观物象的局限而达到心灵自由的境界。     

简论西安话的构词法

西安话隶属于北方方言中原官话的关中片。它在构词法上除了和普通话相同的之外．还有一些独特的地方。本文主要从单音节构词法、附加式构词法和重叠式构词法三个方面揭示西安话构词的特点和规律,从而丰富现代汉语的词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