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职业教育观在高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价值探究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职业教育有着一系列丰富而深刻的概括。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范畴的维度剖析习近平职业教育观,可以看出其作为一个完整的逻辑过程,围绕“以人为本”这个核心,以“服务发展”为基础,通过“培养大国工匠”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效果和手段相互作用以求达到“立德树人”的最终结果,是当前高职思想政治教育与职业教育同向同行,为中国制造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根本遵循。     

试论涪陵北岩在宋代易理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宋代是理学的发端和成熟期，也是我国“易学”史上的高峰时期。反映在当时的四川涪州，先后有理学大师程颐、学家黄庭坚、哲学家朱熹等化巨人，相继来涪州北岩讲经论道，传授易理学说，学风从，群贤毕至，掀起阵阵易理学浪潮，成为宋代研讨易理之学的一个传习中心，并留下“钩深堂”、“点易洞”两处物古迹和遗址。涪州北岩在宋代易理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习近平青年观的积极心理学解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着青年观问题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与论述,其中“玉琢论”、“扣子论”、“海绵论”、“钥匙论”、“空气论”等著名论断,为当代青年塑造正确价值观起到了举旗定向的作用。习近平青年观与积极心理学在目标、内容、期待结果方面有很多耦合之处,从积极心理学角度对习近平青年观进行解读,可以为当代中国青年价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提供理论支持。     

论朱熹伦理精神与当代社会诚信建设

在朱熹的伦理精神范畴中，仁义为先、义中生利、忠信为本及敬事而信、节用爱人等伦理精神原则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内涵，它所倡导的公平正义、义利兼顾、诚实信用、取信于民、执政为民、公正廉洁等价值取向和政治理念，契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政治国家走向市民社会的需求，对于建构当代诚信社会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感物道情"与"诗言志"--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审美创作旨趣研究

朱熹的“感物道情”是对传统美学理论的两大源头——“交感”理论和“言志”理论的继承与整合，而这一整合已逻辑地走向了“兴”，因此，朱熹的“感物道情”可以归结为一个“兴”字或一个“感”字。如果说“感物道情”与“交感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考察“感物”方面的话，那么“感物道情”与“诗言志”之关系则突出了朱熹对“情”之合理性的关切。“感物道情”与“诗言志”之关系反映了“感物道情”对“诗言志”理论的改造与深化。     

市场经济与高等教育：基于区域发展的理论议题与行动路向——习近平主浙时期关于高等教育发展论述初探

习近平关于高等教育的论述是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期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论述是其高等教育论述体系的重要构成和最初形态。习近平精准地把握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宏观背景,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切入,揭示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两个基本关系”,进而创造性提出文化基因、创新活力、高教品牌等“三大关键要素”,同时明晰了从内源式到跨越式发展、从高教体制改革到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从浙江特点到中国特色的三个行动路向,凸显了区域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主线和脉博。研究习近平在浙江关于高等教育发展论述,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朱熹格物学说的倾向和矛盾

朱熹的格物说是宋明理学话语系统中的重要思想资源，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影响较大。朱熹对于《大学》里发源的格物学说的诠释，倾向于知性的理路，即在知识论的层面上来理解格物学说。然而，作为儒学者，朱熹的哲学归宿又是价值性的，因此，朱熹对于格物的知性解释与其价值优先的根本哲学立场形成了一定的理论紧张，这使得朱熹的格物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知识与价值的纠缠之中。     

西安市城市化进程与人居环境的定量研究

以城市地理学、生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结合西安市的系列实证资料,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影响西安市城市化与城市人居环境关系的主要因素进行定量分析,探讨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西安市城市化水平与城市人居环境之间有较大的一致性,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加快西安城市化进程与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建议。     

宋代理学的观念及其方法论——兼谈朱熹在理学发展中的贡献

宋代理学的观念丰富,这是由于其形成的历史长,创造理学的人物优秀。在诸多观念中,“理本体”,观念是理学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观念。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为“理本体”的建立作了艰苦的努力。周教颐“性命之理”的探究,为理学家创造新儒学之发轫;张载贡献《西铭》,提供了社会秩序建设的理想方案;二程关切“天理”,对提高人素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朱熹则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加以自己的创造,构建了“理本体”哲学体系。宋代理学家先进的宇宙观与其方法论是统一的。宋代理学家之所以能创造出超越先贤的理论成果,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方法、认识方法具有先进性。理学家创造的“一而二,二而一”的方法论蕴涵辩证法的因素,但它不等同于辩证法。“一而二．二而一”是理学家自己的方法论,要予以肯定,并加以研究和利用。     

朱熹与戴震民本思想之异同

12世纪的朱熹和18世纪的戴震,是中华儒学历史长河中的两位大儒,都有丰富而突出的民本思想和表现。由于其所处地位不同,所处时代不同,民本的表现也有很大的不同,探析这种不同,可以加深人们对其历史地位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