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铎年谱

对明成化、弘治年间著名教育家、茶陵诗派的重要作家谢铎的生平事迹进行了逐年考订,如实记录了其三次出仕、三次辞官回乡的始末,并比对了与其生平有关的时代背景,可为研究谢铎及“茶陵诗派”提供基础研究依据。     

刘勰的文体论

刘勰在前代批评家和选家们研究文体问题之成果的基础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对当时几乎全部文体进行了发展简史、基本规范、名家名篇以及理论说明等四个方面的探讨,写出了二十篇分论;然后又在《定势》等篇中对文体与风格的关系、文体的稳定性与变异性等理论问题作出了更深入的研究,至今还能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刘勰与钱钟书：文学通论——兼谈钱钟书理论的潜体系

论文比较的对象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钱钟书的《谈艺录》,以及钱氏1946年36岁或以前完成的其它文学论著。文章依据《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从＂原道＂到＂隐秀＂,作刘、钱文论的比较,对二人论比喻和论言外之意着墨较多。二人＂打通＂复＂圆览＂,直探文学的核心。论文通过对若干文论概念（或范畴）的比较,说明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古学今学道术未裂,＂大同诗学＂（commonpoetics）可以成立。有论者谓钱氏的《谈艺录》（以及《管锥编》）都属札记式书写,缺乏体系,而有微词。论文指出,钱氏固然有其具备体系的文论篇章,其《谈艺录》（以及《管锥编》）自有其＂潜＂体系或＂钱＂体系;钱学学者就钱著作内容加以分类、整理、建构,当可形成＂显＂体系。     

基于《文心雕龙》的南朝文体观论略

《文心雕龙》中"体"的含义多样,"体裁"即为其中的一种。刘勰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各种文体:一是"原始以表末",即叙述各种体裁的起源和演变;二是"释名以章义",解释各种体裁的名称,并说明其意义;三是"选文以定篇",从各种文体中选出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加以评论;四是"敷理以举统",就是总结各种体裁的写作法则及其特点。从中反映出刘勰为代表的南朝宗经、通变及体用并重的文体观。     

为湖湘文化把脉——读谢发平先生的《湖湘文化十九讲》

谢发平先生的《湖湘文化十九讲》不仅是一本“讲”湖湘文化的书,也是一部宣扬湖湘文化,彰显湖南人精神的力作。该书在“回望”之中,展现出宏大的视野,将对历史的穿透力与对现实的敏锐感知有机结合起来,在品评历史人物和地方风物的基础上,为湖南人文、经济和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奉献良方。     

六朝士人的典范--浅析《世说新语》中的谢安形象

<世说新语>中的谢安具有极佳的"魏晋风度",浓厚的家族情思,突出的事功行为和多方面的文艺素养.因此,谢安不仅是全书重点记述的人物,而且是六朝士人的典范.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中的邺下之游

谢灵运的《拟邺中》以建安时代邺下诗人为模拟对象,成功地模拟了曹丕记忆中“欢愉之极”的生活。但是,在拟诗中的诸子放弃了各自的理想,安于享乐生活,且忽略了曹氏父子与邺下文士之间的矛盾和摩擦,这并不完全符合史实。邺下之游是存在于曹丕脑海中的完美记忆,而谢灵运却将它扩大为一个时代一个精英群体的集体性完美记忆。     

试论谢灵运与陶渊明归隐的差异性

谢灵运与陶渊明是晋宋时期著名的隐士。虽然两人隐居的审美情趣皆指向自然,但由于各自家世背景、政治地位、经济条件的不同,造成了他们隐逸上的差异性：从归隐的动机上看,谢远祸全身,陶抗志固节;从隐逸的方式上看,谢寄情山水,陶托志陇亩;从隐后的心情看,谢言有感慨,陶心藏淡泊。     

《文心雕龙·隐秀》篇中的文艺美学思想

刘勰运用诗化的语言对“隐秀”进行了描述性的界定,从而使这一概念具有多角度阐释的可能性。在创作论中,“隐”、“秀”分别是对创作原则和表现手法的要求;在作品论中,具有“隐”的美学特征的作品有多层含义,显得空灵,有深度,具有“秀”的美学特征的作品有波澜,显得亮丽而光彩;在鉴赏论中,“隐”是读者追寻的意义空白,“秀”是使读者惊醒、感奋的美丽诗句。从文化语境来看,“隐”是儒家温柔敦厚诗教观念的体现,“秀”是魏晋以来追求语言形式之美的时代精神的体现。     

《文心雕龙》：刘勰的梦想达成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描写的两个梦,正是他的两个愿望,反映了他写作《文心雕龙》的两个目的。一个是为文重视文采的愿望理想,一个是追随孔子的自豪之情。因此《文心雕龙》处处反映出以儒家思想为统领的文艺观,无论其写作的动机、全书的结构,还是其评论的标准,都是对儒家“树德”理想的实现。在“树德”的基础之上,通过“建言”形成了其文采的理论,这就是《情采》篇中所说的“形文”、“声文”和“情文”,认为“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既强调对文章的修饰和润色,又强调情感对文章的作用。刘勰以此成就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论的成熟和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