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斯多德与刘勰语言风格论美学思想比较

在东西方语言风格论美学思想史上，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与我国齐梁年间刘勰的《心雕龙》，双峰并峙，前集大成，后启来世。他们都采用了整体观察、辨证认识的研究方法，其语言风格论美学思想的认识一致。当然，他们的语言风格论美学思想也有相异之处，这导源于各自不同的社会化背景，折射出他们不同的美学旨趣。     

先秦诸子和刘勰对文本语境的认识

先秦诸子和刘勰等我国古代思想家及写作理论家大多是以朴素的辩证观、系统观为指导认识写作现象的,因此,他们虽然没有提出现代“语境”这个概念,但他们对语境的认识已相当全面、深刻,与现代语境理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现代语境理论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写作理论向古代写作理论的辩证观、系统观的复归是历史的必然。     

刘勰颂体观及其颂作批评之得失

刘勰对“颂”这种文体的认识有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诗经》之《颂》为正体而排斥其后颂体的发展;颂体的特征上依“颂”之名立义,而不顾颂体创作的客观实际。这种局限性主要是受其宗经观念的影响而导致的。     

“史真”与虚构的界限:17世纪小说观念之变——以谢小娥故事的“文学——历史”流转为中心

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史上,17世纪无疑是小说观念突破的重要阶段。而谢小娥故事的"文学—历史"流转恰好可以勾勒出这一时期古代小说观念的变化。谢小娥故事在历史的流转中,改编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对之进行了各取所需的改造,这种改造表现出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巨大变化。同时说明,在中国古代小说观念中,小说并不与虚构构成对应关系,倒和"史真"(历史真实)联系密切,这就为谢小娥故事从文学流转到历史提供了机会。小说的慕史倾向及其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为那些文学向历史流转的古代作品提供了基础。谢小娥故事的"文学—历史"流转同时说明了,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现代化转型的艰难曲折性。     

《文心雕龙》学术视野下贾谊的文学创作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文心雕龙》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极高地位。它在《辨骚》、《诠赋》等十四篇中论及了贾谊及其文学创作。总的看来,刘勰对贾谊的文学创作和体性才情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主要涉及到贾谊的赋、政论散文、才略。同时。刘勰对贾谊文学创作的不足之处也给予了指正。     

谢铎年谱

对明成化、弘治年间著名教育家、茶陵诗派的重要作家谢铎的生平事迹进行了逐年考订,如实记录了其三次出仕、三次辞官回乡的始末,并比对了与其生平有关的时代背景,可为研究谢铎及“茶陵诗派”提供基础研究依据。     

论谢灵运山水诗的以理化情

谢灵运山水诗中的玄言佛理，旨在化解心中的郁结，慰藉狂傲而落寞的心理，消解政治上的失意所带来的精神上的躁动和惯懑。谢灵运借玄言理来求得心灵的达观和镇静，是以理化情。玄言佛理在其山水诗中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玄思和理趣。     

谢肇淛《五杂组》版本述略

《五杂组》是明代谢肇涮所著的一部深有影响的笔记，自从它问世以来，不断被人们刊刻重版。通过对该笔记历代版本的梳理，可以展现它们的源流关系和变异情况，同时，也可知道《简明中国古籍词典》对其版本流变的说明是不准确的。     

论刘勰对“知音”层次之疏略——读《文心雕龙》札记之一

人之才力有大小,识见有广狭,情趣有雅俗,学养有高下,故“知音”有不同层次之分;然人之进化发展,又可致“知音”层次发生位移,是亦为“知音其难”一大成因,此乃刘勰一疏略之处,斯文仅作补充。     

论谢灵运山水诗对慧远佛教美学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谢灵运山水诗前人已指出其得益于佛教思想,尤其是慧远佛教美学思想对谢诗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谢灵运极物写貌的山水诗与东晋品鉴式的山水诗之间有质的区别,体现了美学思想的根本差异,这一点与谢灵运继承和发挥慧远佛教美学思想密切相关。谢灵运山水诗创造性地发展了慧远形象本体之学的美学思想,在山水诗的创造上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