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事相兼”的叙事范本——论文学特质在《左传》中的彰显

《左传》作为我国第一部成熟的编年体史书,以其叙述的典范性为后世史传文学和叙事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在叙事方式上亦史亦文的特点,以及它在叙事方式中体现的思想性和兼容性,都超越了之前所有的历史著作。文章以叙事角度进行文本分析,藉由对《左传》叙事结构、表现形式及其话语的把握,凸显它作为一部史书的浓厚文学特质。     

《诗品下·序》疑难问题辩说(上)

从序文形式与内容两方面 ,辨说《诗品下·序》疑难问题。其中 ,专节辨明有关诗歌创作的自然声律理论 ,贯通古今作出综合考察与探索 ,有助于古文论的现代“转化”与钟嵘诗论的深入研究。     

论《左传》中的贿赂现象

贿赂是国家的伴生物,在《左传》中也有相关记载。本文着重分析《左传》中的贿赂所涉及的受贿者、行贿目的、以及贿赂的危害等。《左传》中的受贿者大致可分为国家与个人两类;诸侯国之间行贿多是为了避免战争或追讨叛乱之人,个人行贿一般是为了一己私利。贿赂的危害性是非常严重的,可喜的是已经有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这一点,并用实际言行来反对贿赂。     

"学术传教"与"以教引实"--从中西天道观看晚明基督教入华

自然意义的天道是恒常而不可变更的，社会意义的天道则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神性意义的天道则具有永恒性、主宰性。道德形上学意义的天道观虽有其变化的一面，但其核心始终是“仁义礼智，天道在人”的观念。从西方思想文化来看，与中国文化中的天道观相对应的是其神论。大体上说来，西方神论的历史演变是从古希腊的多元神论开始，经过理性思辨的上帝观的洗礼，并与希伯来惟信传统的上帝观相结合，终而形成了基督教的上帝观。中西天道观的相通之处使基督教得以在中国传播，并为部分晚明学人所接受，而二者之间的差异则决定了基督教东传的种种曲折与反复，决定了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明学人之间的差异。前者旨在“学术传教”，而后者则重在“以教引实”。     

云南汉语方音史稿（八）

清代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小说《镜花缘》第三十一回“谈字母妙语指迷团”描写的故事内容、实际是同一作另一声韵学作《李氏音鉴》一书提要的形象化表述。本将对此作出解释,帮助对声韵不太熟悉的读读懂小说这一部分。这两部书的作李汝珍是北京人,他的声韵学是兼顾当时南北音的。云南汉语方音就是接受南北音影响的产物。《李氏音鉴》中记载了很多北京话里的老人声字,与云南汉语方音非常吻合。本力求弄清当时南北音情况,以此来填补《史稿》在清代中叶上的一段空白,所以把它作为附录。     

《世说新语》与魏晋士人形象

《世说新语》是中国古典文献中的重要文本，它塑造了魏晋众多士人形象。对魏晋士人予以界定，总结其所展现的士人形象，对理解魏晋士人形象有所助益。     

年谱学的一个新创例--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述评

与以往年谱“单记行事”,只记谱主好处,不说谱主坏处不同,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抓住谱主史学理论家的特点,全面深入挖掘谱主在史学理论方面的卓越贡献,也揭示和批评了谱主在社会伦理观念上的“卫道”偏见。这使本谱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也为年谱学开创了一种新的体例。     

苏轼兄弟的军事思想及边防策略

苏轼兄弟一生的吏事章都有显成就。在军事思想和边防策略上，他们也有一定建树。就军事思想而言，苏轼早年在立国、用兵、边防等问题上均有自己的主张，后来在他治军的实践中，体现了其一贯的军事思想；而苏辙早年涉及军事的言论甚少，但已经表现出与苏轼的不同。北宋从神宗到哲宗在边防战略上的明显变化，苏轼兄弟身为朝官自不能置身度外。在对待西羌、西夏的关系和策略上，虽然他们的言论多少不一，但都表现出对此的高度关注，也清楚显示出策略上的不同。     

试论《易传》与古代书法艺术的同构关系

《易传》作为公认的哲学著作 ,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美学艺术原理 ,因此它对我国传统的文艺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到书法艺术上也是如此 ,故在此从字体的演变、结构以及书法理论史三个方面初步探讨了书法艺术与《易传》的同构关系 ,并且认为传统的书法艺术理论直接受到了《易传》阴阳互动理论和“通变”思想的影响。     

《尸子》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学派属性

从名实论、尚贤论、去私论三个方面分析《尸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从治学方法、思维方式、思想体系三个方面分析《尸子》一书的学派属性，可知《尸子》应属于战国时期楚国黄老学派的一部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