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国语》相术预言略论

作为类象思维的产物，相术对较近时间的前景可以部分测知，而对几百年远的情景则难以预见。但这种技术进入《左传》、《国语》等典籍之后，作者必然进行改造，以服务于他的写作目的，于是就与本来意义的神秘技术有了差异。     

汤式散曲漫议

汤式是元末明初的散曲作家,但因为生于元末明初散曲已经走向式微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更由于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落魄江湖,正史无传,所以众多评家在谈到散曲艺术时极少提及汤式。即便提到也仅一笔带过。其实汤式作品内容丰富、艺术性强。朱权《太和正音谱》评他的散曲:“如锦屏春风”。     

浅论刘禹锡咏史怀古诗的艺术个性

刘禹锡是中唐独具特色的优秀诗人,在我国诗歌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诗在韩孟、元白诗派外独辟蹊径,自成一派,影响巨大。这与刘禹锡自觉总结诗歌理论是分不开。试以其自己的诗歌理论为指导,以其咏史怀古诗为中心,通过分析其咏史怀古诗内容的旨意含蓄,风格的取境精练、语言警策、想象丰富来显示刘禹锡独特的艺术个性。     

假玄立论以无为归——释道安佛学思想探微

所谓格义,即中国早期佛教学者利用中国固有的名词、概念以诠释佛经奥义的做法。事实证明,释道安对格义之法并不反对,他所否定的只是机械比附。无论是他的佛学本体论还是他的禅数思想,可以说都是通过借鉴魏晋玄学建构起来的。在处理外来文化时,在不扭曲其本质精神的前提下,却能将它与本土文化的矛盾降到最低,这样的明智做法显然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通过释道安佛学思想的建立,我们可以再次看出我国早期佛界学人的博大心胸和高超智慧。     

辉县百泉藏北宋涌金亭碣考

今河南辉县百泉藏有一北宋碑刻,上有苏轼所书"苏门山涌金亭"六大字,并有"眉山苏轼"落款,碑刻上另有两处题记,史称涌金亭碣。碑文书法风格近似颜体,又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苏轼至辉县百泉的时间应为元祐三年(1088年)九月十七日至元祐四年(1089年)四月之间,碑文应题于斯时。碑刻题记详细记载了此碑的流传情况,此碑刻最早被汲郡胡戢收藏,后被进士孔揖、邑佐李琦收藏,最后邑令王嗣晖将其镶嵌在涌金亭内,流传至今。由对胡戢的考证可还原其和晁补之、苏轼、苏迈、张耒的交游情况。而胡氏藏匿此碑四十年,反映了北宋新旧党争的政治状况以及苏轼仕途和苏学的发展变化。     

论"兴"在王夫之诗学中的生成性意义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曾对中国诗学中的一个古老的范畴"兴"作了重新的诠释.以往的研究者往往只从审美接受论的角度来解释船山诗学中的"兴"范畴,其实"兴"在王夫之诗学中更具有生成性意义.王夫之认为"兴"生成了主体的创作动机与理想境界,同样生成了诗歌审美意象与形式.     

史蕴诗文之心——钱钟书《左传》研究发凡

钱钟书先生在其《管锥编》中侧重挖掘《左传》的文学价值,本文旨在对其研究中关于"史"与"诗"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论内涵进行阐释,着重探讨《左传》对后世文学理论,尤其是诗歌理论的深远影响.     

《新世训》何以为“训”

针对冯友兰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以生活方法新论为副标题的《新世训》何以为“训”来展开论述,其一它是“接着讲”而并非“照着讲”;其二它是“周全之道”而并非“偏至之端”。     

北宋非性命学的兴起与转变

在经学原典的基础上,在融会三教、复兴儒学的时代呼唤下,北宋儒家学者吸收佛、道之说,深述性命义理,逐渐建构起形而上的新儒学。与此同时,以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苏辙为代表,对性命学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他们的非性命学基于排斥佛老、重振纲常,崇实黜虚、提倡实学,批判王安石变法而立论,先见性地揭示了性命学空谈不实之弊。随着性命学成为时代风尚,他们又向性命学方向转变,以自己独特的性命之学来批判现有性命学的不足,显示出学术发展的多元化,更折射出学术发展的曲折与必然。     

贺贻孙诗学批评中的诗“厚”论

贺贻孙与竟陵派有着深厚渊源,他沿竟陵派的思路将诗＂厚＂之说进一步充实完善,形成了以＂厚＂为中心的诗歌理论体系——诗＂厚＂论。其内容主要包括：神厚、气厚、味厚是诗＂厚＂的具体组成,三者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富、肥、蛮、淡、薄则是与诗＂厚＂相关联的五个审美范畴,它们与＂厚＂或类而不同,或对立却内通;内养作为创作主体的修为,是达到诗＂厚＂的基础;蕴藉作为表达方式,是诗作通向＂厚＂的路径;无厚之厚,是诗＂厚＂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