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铜呈色釉的工艺发展——从钧窑铜红釉谈起

中国古代陶瓷工业的铜呈色发展史经历了唐以前的低温氧化气氛下的铜绿釉到宋以后高温还原气氛下的铜红釉两大阶段。宋代河南禹州钧窑铜红釉的烧成是瓷釉铜呈色工艺达到成熟的表现,并且改变了以往只有青釉、白釉、黑釉等单色釉的单调局面,将中国的制瓷业带入到色彩斑斓的新时代,在中国陶瓷工艺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并对后世瓷器生产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姜宸英与《明史》修纂考述

康熙二十年至康熙三十一年,姜宸英曾参与《明史》修纂,他在史馆主要分撰《刑法志》及相关传记。南京图书馆藏有姜宸英《大明刑法志》、《拟明史传》两种稿本,检其内容,均残缺不全,且为孤本。姜宸英《大明刑法志》、《拟明史传》历来未被学者研究和称引,因此很有必要系统地考察姜宸英修史情况及其两种稿本的价值,以便更深入地认识姜宸英对《明史》修纂所作出的贡献。     

殷商图书馆和殷商图书馆学思想初探

殷墟窖藏甲骨是我国迄今可考的最早档案馆和广义意义上的最早图书馆,是研究我国图书馆学思想起源的首选材料。殷墟窖藏甲骨奠定了后世文献集藏思想的基础,该思想的核心是通过文献集藏,在现实和观念两个层面上为王权政治服务。现实层面上,主要是通过对文献的有意集藏而保存“来自于已逝去了的祖先的智慧”,直接为行政施政提供指导;观念层面上,主要是通过对文献神圣性的宣示而强调拥有文献生产权和保管权的皇室政权的合法性。由此形成我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兼具现实和观念双重内涵的独特个性,与单纯执着于现实层面的西方式的现代图书馆学思想迥然而别。     

曹著高续《红楼梦》的铁证——贾雨村续娶娇杏时的初仕背景异叙引发的思考

曹著高续《红楼梦》是新红学派的一大功绩,近年多遭异议。贾雨村初仕时续娶娇杏事件叙述的前后不一为书中自证。他首次被革职前经历的两种说法均不合曹公原意。其实情是：贾雨村中进士后先当一任知县而后擢升知府,赴任途中巧遇娇杏续娶为妾,不到一年被革职于知府任上,前后任官凡5年。高鹗续写雨村作知县时便娶娇杏是错断。历代步其后尘者甚众,以讹传讹,积重难返．此宗牵涉到贾府及诸多人物、事件的发展空间无法链接,甚至被误解为曹公未及审改的舛错或败笔,由此可知高鹗暨后学辈与曹雪芹之间的巨大差距。这种前后不榫合恰恰铸成了曾著高续《红楼梦》难以销匿的铁证。     

触物起兴到兴象浑融

分析了"兴"对哲学语境中天人合一之心物关系向审美活动中的情景合一之情景关系过渡的作用。并将《诗经》中的兴体诗和六朝以后的诗歌中的用"兴"情况作比较,力图通过对"兴"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古典诗歌审美意识的变迁,及其"兴"与情与景,与境界等美学概念的关系。     

论王阳明的俟命之学

王阳明认为“俟命”是初学立心之始,与朱熹将之作为修养工夫的最高层次不同,它展示了陆王心学关注现实生命、强调“知行合一”的特别进路。“俟命之学”贯穿了阳明一生的许多阶段,而在贵州龙场的悟道又对此有某种开启性的意义。     

敦煌残卷(北图位字79号)的性质及在孙子故里考证中的史料价值

敦煌残卷不是《氏族志》,不是《姓氏录》,不是否定孙子故里“惠民说”的铁证,它是当时关于“氏族郡望”的常识性、普及性抄件,它以原始史料的形式,证明了孙子故里“惠民说”的合理性、科学性,证明《元和姓纂》的编写体例是孙子故里考证“条其源系,考其郡望”的重要依据,证明《元和姓纂》的编写体例是弄清孙子故里郡望的关键所在。敦煌残卷的编撰年代应为天宝年间,更具体一点说应为天宝十年前后。     

孔颖达“比兴”之释义与唐诗比兴生态世界审美

唐代大儒孔颖达奉诏主撰的《毛诗正义》,对唐诗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率先提出“三体三用”说,在“比、兴”释义上虽承旧说,却又有一己之新见,即“：美、刺俱有比、兴”。其“比、兴”相融的萌芽思想,促使了唐代“比兴”融合理论的成熟。在“比兴”融合理论的影响下,在唐代诗人浓郁的自然生态意识的影响下,在政治事件迫害士人的情况下,唐代诗人以其广纳博采、兼容并包的学术心胸,全面继承并积极发展了《诗经》、《楚辞》所创立的比兴手法与“香草美人”的象征艺术,将诗歌的比兴艺术境界推进到空前的高度,由此呈现出唐诗比兴生态空前兴盛的气象。     

"物""我"的审美互动--"兴"之新解

“兴”的审美效果有高下之别。“兴”有不同的类型。兴是“诗缘情”理论的实践及发扬,是一种独特的生命省察方式,是中国古人混沌思维、巫术思维的具体体现。探讨兴的原始发生可以看到,最早的兴句可能是人对神的致敬、问候,是诗歌权力性质与一般口语的标志性区别之一。将“兴”规定为“物”“我”的审美互动可以具有普遍的解释功能。     

初唐四杰的辞赋、骈文对诗歌革新的影响

初唐四杰的辞赋、骈文因被斥为“时带六朝锦色”而多不被人认同。这两种文体在事实上起到了开拓文学样式新路的作用。在辞赋的影响下,“四杰”的歌行呈现出铺陈展衍,纵横阖的气势;同时,辞赋中借事抒情的手法,赋予歌行一体以极大的语言表现力。而骈文的对偶、声像等形式方面的特点,被“四杰”运用于七言歌行,促进了“初唐体”的形成,也被推广到近体诗中,完善了五言律诗的格律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