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训》何以为“训”

针对冯友兰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以生活方法新论为副标题的《新世训》何以为“训”来展开论述,其一它是“接着讲”而并非“照着讲”;其二它是“周全之道”而并非“偏至之端”。     

鲁迅与“一二·九”运动

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为全面抗日战争做了充分准备。作家鲁迅是这次运动的间接参与者,他积极帮助运动中遇到困难的学生,使得这次运动得以顺利进行,他还在一些杂文和通信中表达了自己对学生的担心和忧虑。对鲁迅与＂一二·九＂运动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刻体会鲁迅坚持战斗的精神,体会鲁迅始终跟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的坚定立场。     

论训诂别类为训之认知价值——以《说文解字》为例

别类为训指在不同义类之间进行的训诂。《说文解字》中的别类为训是比较全面而丰富的。别类为训在语言起源研究上具有重大认知价值,它反映了语言起源期词无定类的语言事实,为作为语言起源学说之一的＂拟声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鲁迅、郁达夫旧体诗比较

现代文学作家中,在旧体诗创作方面达到了极高成就,普遍受推崇的,应该首推鲁迅与郁达夫。两人的旧体诗无论是思想内容及题材,还是在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有迥然不同,然而又殊途同归,极具魅力。     

意识形态对鲁迅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的影响

以往的翻译研究更多的是注重译文与原文的语言层面之上的对比,而操控派是从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的宏观视角去探索。文章简要分析了操控派提出的意识形态的概念及其对鲁迅先生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的影响。     

翻译与性别：论鲁迅文学译作中的女性观

鲁迅的译作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女性问题一直也是他所关注的一大焦点,贯穿于他的创作和翻译生涯,尤其是他翻译文本里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及女性标准与当时的社会道德规范大相径庭。在特定时期,鲁迅文学译作中的女性的生存困境,为女性争取话语权带来了契机和希望。     

鲁迅批评研究真伪现象探究

最近几年,鲁迅先生的做人与作文逐渐成为评论的焦点。从近几年鲁迅研究的书名出发,以鲁迅的＂骂人＂的真真假假为例,探讨鲁迅的做人与作文之间的矛盾,读者应该正确看待鲁迅研究中真伪现象;鲁迅批评研究应注意兼顾多面的事例,尽可能持平,实事求是,而不应该根据既定结论来筛选和操纵证据,故意误导读者。     

《逸周书》物候事象探微

《逸周书·时训解》作为物候历发展中的重要一环,继承了《夏小正》的传统,又带有周代文化的特色。《时训解》收集了众多物候事象的＂不时＂现象,从而得出相应的灾祸预言,从事象种类、表现内容、叙事模式等方面展现出与其他物候历不同的寓意寄托。受全书忧患主题的制约,为了达到最佳的记诵效果,《时训解》采用了整齐规整的章法结构,在韵律方面则是套语与韵文的交织搭配,显示了多样性的韵律模式。     

鲁迅与本雅明眼中最理想的翻译

鲁迅和本雅明是生活在同一时代,不同国度的两位著名学者。他们在最理想的翻译问题上所持的观点非常相似：借助外国语言来深化本国语言;主张透明的翻译,反对过度归化。他们持有相似观点并非偶然,然而表面的相似也隐藏着各自理论思想的差异。鲁迅和本雅明生活的历史背景、所持的语言观、翻译观存在差异和相似形,同时也折射出各自眼中理想的翻译。     

含蓄的爱 隐忍的恨——从《我的兄弟》到《风筝》

鲁迅的《风筝》一文通常被认为反映了封建残余的宗法思想对儿童“精神的虐杀”以及作者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但是,《风筝》与鲁迅早在1919年发表的文章《我的兄弟》相比不难发现,这两篇文章是对同一素材的书写——都是关于孩提时代破坏小兄弟放风筝的故事。鲁迅对同一主题在几年之内的反复写作,并非偶然,行文之间的细微差别反映出他隐秘的情感,即文章构架的兄弟之情是对现实生活中周氏兄弟翻天覆地的手足关系或多或少的影射。从两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及写作内容两个方面剖析,可以从“我”对“小兄弟”的情感变迁窥探到周氏兄弟隐秘的情感变化,从而揭示出鲁迅从“含蓄的爱”到“隐忍的十艮”的曲折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