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京师大学堂外国历史课程设置略论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开设外国历史课程,具有代表性.京师大学堂的第三任管学大臣张百熙对课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外国历史依托中外史学课程开设起来,一般学习三年.聘请中外教习讲授外国历史,讲授教材重视西洋历史和日本历史.在入学考试、年假考试、毕业考试中都将外国历史作为必考内容,考试形式以问答题为主.     

粤西士人的“君子之仕行”述论——“粤西士人研究”之五

粤西士人值得称贤的为官品行,其一为律己之廉,贫穷地区的为官生活,既艰苦,但更要廉洁。其二为莅政之公,治理边疆注重“功化”。其三为恤民之仁,作官就是为民。其四为体国之忠,为国尽忠时刻张扬忠鲠性格。正因为秉承如此精神理想处世行事,他们也赢得了百姓的尊重与永久的记忆。     

论史容与史季温及其山谷诗集注

宋代诗人黄庭坚之诗有著名的三家注,达到的学术水平甚高。南宋蜀中学者史容和其孙史季温完成《山谷外集诗注》和《山谷别集诗注》。我们简略考述史容和史季温的生平仕历、创作及事迹,探究注释的特点和优长,发现采用任渊的体例,除注释字面的词语、事典和语句出处外,还进行编年考证、解题,寻绎诗人之旨,是难能可贵的,共同成就了三家注的学术水平。     

陈登原及其文献学论著

通过对陈登原生平及其文献学论著——《薛氏旧五代史之冥求》、《天一阁藏书考》和《古今典籍聚散考》的介绍，总结陈登原在《旧五代史》考证、天一阁藏书文化和中国文献史等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揭示其关于典籍聚散思想产生、发展和形成的历程，反映其文献学论著所具有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苏轼兄弟的军事思想及边防策略

苏轼兄弟一生的吏事章都有显成就。在军事思想和边防策略上，他们也有一定建树。就军事思想而言，苏轼早年在立国、用兵、边防等问题上均有自己的主张，后来在他治军的实践中，体现了其一贯的军事思想；而苏辙早年涉及军事的言论甚少，但已经表现出与苏轼的不同。北宋从神宗到哲宗在边防战略上的明显变化，苏轼兄弟身为朝官自不能置身度外。在对待西羌、西夏的关系和策略上，虽然他们的言论多少不一，但都表现出对此的高度关注，也清楚显示出策略上的不同。     

汤式散曲漫议

汤式是元末明初的散曲作家,但因为生于元末明初散曲已经走向式微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更由于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落魄江湖,正史无传,所以众多评家在谈到散曲艺术时极少提及汤式。即便提到也仅一笔带过。其实汤式作品内容丰富、艺术性强。朱权《太和正音谱》评他的散曲:“如锦屏春风”。     

浅析《岁寒堂诗话》和《沧浪诗话》中的杜甫论

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和严羽的《沧浪诗话》一前一后,饱含着作者对杜甫及杜诗的热情称赞之情.但两部诗话颂扬的主要方向是不一样的.它们代表了颂扬杜诗的两种方向：《岁寒堂诗话》重视杜诗的思想性,《沧浪诗话》重视杜诗的艺术性.尽管各有缺失,但在研究杜诗学上,它们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是杜诗学上不可跳越的两层阶梯.     

论＂摩史＂在彝族民间信仰中的地位和作用——基于彝文古籍《摩史苏》的文本分析与田野调查

“摩史”、“布摩（毕摩）”和“苏尼”是彝族民间信仰的表达主体,三者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摩史”在彝族历史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摩史”与“布摩（毕摩）”一起构成的二维一体的展演模式曾经是彝族文化传承的有机而高效的模式,逐步恢复这种二维一体的展演模式是保护和传承彝族文化过程中一种值得探索的选择。     

贺贻孙对《诗经》抒情主体的彰显

明清之际贺贻孙诠释《诗经》重视抒情主体的作用.结合具体作品,贺贻孙从“情”着眼揭示诗人的创作心态与动机;强调主体构思在诗歌创作中的积极作用,突出主体的移情作用,指出不同主体面对相同现象产生、抒发的情感不同;诠释《诗经》中的代拟抒情方式.贺贻孙对文学4要素中主体(作者)的突出与强调,丰富与发展了《诗经》的文学诠释     

苏轼与齐鲁名士晁补之李格非的交游

苏轼与两位山东名士的交游，现存的资料不多。本文讨论了他们交游的情况，收寻材料不遗余力，对苏轼研究颇有帮助。